六
清代學風的新趨勢，集中到博學派。他們注意在以往歷史文獻中發掘實學，卻疏忽了在當前現實社會中培植活人。滿清政權不斷高壓，書院講學精神再難復興，而反政府的潛流，則仍隱藏在博學派之內心。晚明遺老都尚注意政治社會一切問題，求在過去歷史中診察利病，定新方案，期待興王。不幸而他們的理想時期，遲不出現，漸漸此希望黯澹迷糊，博學派遂轉以古經籍之研索為對象。校勘、訓詁、考訂，說是實事求是。但此實事，已不是現實人生中事，而只轉向故紙堆中做蠹魚生活。他們所標揭的是反宋尊漢。但漢儒所重在通經達用，神化孔子，來爭取政治領導地位。清儒則無此興會。朝廷功令，對古經籍根據宋儒解釋。清儒從校勘、訓詁、考訂各方面排擊宋儒。反宋無異在反政府、反功令，但其能事亦到此而止。他們的反政府，已避開了現實政治，最多不曲學阿世，卻不能正學以言。他們的正學以言，則只在校勘、訓詁、考訂上，再不在治國平天下的當前具體事情上。
以前東漢太學生，以清議來反對當時官立博士派的章句之學。現在清儒，則轉用漢博士章句之學，來反對朝廷科舉功令。他們的治學精神，其實有些近似元代，都在鑽牛角尖，走向一角落，遠離人生，逃避政治社會之現實中心。近人推崇清儒治學方法，認為接近西方科學精神，但他們已遠離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之舊路向。看輕了政治、社會、歷史、宗教等實際人生，而偏向於純文字的書本之學。換言之，則是脫離了人文中心，僅限在故紙堆中書本上，為學術而學術了。他們不想作相與作師，不在現世活人身上打主意，不關切人群大共體，他們只把興趣集中在幾本遙遠陳古的書籍上，他們遂真成為一些書生與學者。他們不注意人人可為聖人的活教訓，他們只想教人能讀聖人書。而其讀聖人書，亦不重在通大義，辨真理，而重在其版本字句，聲音訓話，事物考證。總之是避免了以人文作中心。漢儒把聖人神化，清儒則把聖人書本化。近人又說清代學術相似於西方之文藝復興，此語絕不得清儒之真相。若強要我們以西方文藝復興相比擬，則該是宋儒，非清濡。這一風氣，到道咸後，清政權將次崩潰時才變。
阮元是清代乾嘉學派博聞考證之學一員押陣的大將。他晚年提出《資治通鑑》《文獻通考》二書，稱之為二通。他說：讀書不讀此兩部，即不得為通儒。學問不學此兩種，即不得為通學。他的眼光從經典轉移到歷史，這便轉向政治性社會性之現實人群上來了。但大體上，他們依然在反宋，因此不能有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向來關切大群共體之一番宗教精神。從阮元再轉出龔自珍，依次到康有為，重新想把孔子神化，再要把神化的孔子來爭取政治領導，此一轉才像真接近西漢。但西漢學者來自農村，過的是農村淳樸生活，又多從下層政治實際事務中磨練。清儒則近似明代人，生活多半都市化，一得進士，在政治上即成驕子，根柢不能像漢人之淳樸篤厚。而神化孔子為宗師，於是在學術界形成一新風氣，非怪誕，即狂放。龔自珍成為道咸以下知識分子一驚動慕效的對象，康有為則直率以聖人自居，怪誕狂放，相習成風。只有江忠源、曾國藩、胡林翼、羅澤南，在清代漢學空氣比較不濃厚的湖南出現，他們有意提倡宋學，但又捲入軍事生活。江、胡、羅諸人都早死，只留曾國藩，亦老於軍旅，在學術界又以桐城派古文自限，沉潛不深，影響不大。晚清學術界，實在未能迎接著後來的新時代，而預作一些準備與基礎。
換言之，此下的新時代，實在全都是外面之沖盪，而並不由內在所孕育。因此辛亥革命，只革了清代傳統政權之命。而此二百四十年的清代政權，卻也早已先革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之命。於是辛亥以後，中國知識分子急切從故紙堆中鑽出，又落進狂放怪誕路徑，一時摸不到頭腦，而西方知識新潮流已如狂濤般捲來，沒有大力量，無法引歸己有。於是在此短時期中，因無新學術，遂無新人才。因無新人才，遂亦無法應付此新局面。只想憑空搭起一政治的新架子，無棟樑，無柱石，這架子又如何搭得成？
辛亥以後，一時風氣，人人提倡新學，又人人自期為新人。舊的接不上氣，譬如一老樹，把來腰斬了，生機不續。若要接枝，也須接在老根上。現在是狠心在做掘根工作。政治革命之後，高喊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之不足，再接著高喊社會革命，他們想，必要把舊的連根挖盡，才好另栽新的。這是辛亥以來四十年中國知識界之大蘄向。不幸四十年來的努力，抵不過二千年的潛存文化。這一蘄向，只如披上一件新的外衣，卻沒有換掉那個舊的軀殼。
讓我舉出一個最顯著的例，試問這四十年來的知識分子，哪一個能忘情政治？哪一個肯畢生埋頭在學術界？偶一有之，那是鳳毛麟角。如王國維，如歐陽竟無，那仍是乾嘉傳統，都不是站在人群社會中心，當路而立的，對社會依然說不上有大影響。其他人人慕想西化，卻又很少真實西化的學者。他們先不肯死心塌地做翻譯工作。惟一例外是嚴復，畢生盡瘁譯事，不輕自著作。但到後，還不免被捲入政治漩渦。其次是不肯專就西方學術中一家一派篤信好學，謹守繩尺，不逾規矩。當知創造難，學習亦不易。學習一家一派已難，若要上自希臘，下至近代，綜括西歐，古今各國，擷其菁英，攬其會通，那就更不容易了。
若中國真要學西方，誠心求西化，魏、晉、南北朝、隋、唐的高僧們，應該是一好榜樣。須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才始是。非守死節證其不好學，亦即證其不篤信，如此又何能善道？中國四十年西化無成績，這是知識分子的罪過。高談西化而負時望者，實際都在想做慧能馬祖，不肯先做道安、僧肇、慧遠、竺道生。先不肯低頭做西方一弟子、一信徒，卻早想昂首做中國一大師、一教主，這依然是道咸以下狂放未盡。龔定庵詩："但開風氣不為師"，一百年來，多在想開風氣。他們自負是學習西方的啟蒙運動，卻把中國二千年學術文化，當作一野蠻、一童蒙看。他們不肯真心學佛，只借仗釋迦來罵孔子老聃。不肯先做一真實的學者，老實退處社會一角落，像西方學人那樣分頭並進，多角放射。卻早自居為政治社會之領導中心，先自認為是新道統。道統建立，豈是如此般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