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論真肯認定一家一派學西方的，平心而論，則只有今天的共產黨，但他們也只肯學列寧、史達林，並不肯學馬克思、恩格斯。他們所畢心盡力的仍在政治，不在學術思想。
從前中國知識分子，常想用學術來領導政治，這四十年來的新知識分子，則只想憑藉政治來操縱學術。從這一點講，即從其最好處說，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依然未脫中國自己傳統文化之內在束縛，依然是在上傾，非下傾，依然在爭取政治領導權，依然是高唱治國平天下精神。在西方，科學、宗教、哲學、藝術分門別類，各務專長。一到中國，卻混成一大洪流，便成為推翻舊傳統、推翻舊文化、創造新政治、建立新社會一呼號。如是則一切一切，全成了高談狂論。若不說是高談狂論，則應該是一種偉大的精神之表現。但此一種偉大精神，至少必須含有一種宗教性的熱忱，即對社會大群體之關切心。而此四十年來，中國知識分子不幸所最缺乏者正在此。沿襲清代，菲薄宋儒，高呼打倒孔家店，摹效西方，提倡個人自由，卻不肯誠心接受基督教。竭力想把中國變成一多角形尖銳放射的西方社會，卻留下了一大缺洞，沒有照顧到社會下層之大整體。
近代中國人之崇慕西化，而最後則終止於馬、恩、列、斯之共產主義，統一全中國，迄今已達於三十年一世之上，此亦有其理由，可資闡說者。
西方政教分，先自希臘羅馬，下迄近代，凡屬政治方面，全在分裂爭奪之狀態中，無以自逃。其統一趨勢，則只有宗教方面。但耶穌乃猶太人，西歐諸民族之能分不能合，亦由此可見。馬克思亦猶太人，雖主張唯物，不信耶教，但其共產主義，實亦超乎國界，盈天下人類而歸之一途，不啻一變相之宗教。此惟猶太人有之，而為西歐人所不能有。列寧用之作革命之號召，但迄今蘇維埃仍不能脫其歐洲人帝國主義之傳統。惟共產主義究有一種世界性，一種萬國一體性，即有其一種人類大群之共同性，則實遠超於歐洲人近代商業資本性之上，而更見其有廣大共通之一面。此則顯然無足疑者。
近代中國雖競慕西化，有"賽先生""德先生"之號召，但其風只在北平，而當時南京中央大學，即有《學衡雜誌》起而反對，乃頗以中國傳統文化自尊自守。此亦斷然不可否認一現象。共產黨又迎合社會多數，遂易一時成功。抑且在當時之西方人，終亦以中國之共產化不失為西化之一端，乃從旁贊助，美國人即為其最顯著之一例。蘇俄勢力自西方再度東侵，外蒙古自主獨立，關外三省乃及朝鮮半島之北部，全歸蘇俄勢力範圍，此皆出美國人主張。當時美國人雖與中華民國同抗日本，但一則中國兵力弱，不如蘇俄之可恃。再則中國究是東方黃種人，與蘇俄之同為西方白種人者究有別。美國人不惜用大力引進蘇俄，使得重返東方，史跡鮮明，盡人可知。民主政治與極權政治，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以民族血統之更大分別言，實為一小分別。而黃色人種與白色人種之相異，則為一大分別。此以近代美國人心理言，已有顯證。
我們再把最善意的看法來看中國共產黨，可說他們已把馬克思唯物史觀與共產主義當作一種宗教信仰，由此激發了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對社會大群體之關切，由此得到隱藏在其內心深微處一種宗教要求之變相滿足。但中國果能繼續此一趨向，則中國自將完全走上蘇維埃化，而非完全西方化。蘇維埃實是近代西方文化一大反動。此四十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盡力提倡西化，而結果卻走上了對西化之激劇反動。此一轉變，只可說依然是中國傳統文化之內在要求在背後作梗。我們必先認識此一意義，乃可再進一步來推論中國之是否果能化成蘇維埃。
余嘗謂西方人沒有中國傳統之天下觀，即人類相處之道義觀與倫理觀。西方之共產主義則為唯物的，僅重血氣外向的人生，不近中國傳統心性內向的人生，其間有一大區別，而中國人乃不自知。故中國而共產化，其摧殘中國傳統文化乃益甚。由唯心轉而為唯物，較新文化運動之排斥西方耶教，為更趨於唯物化，此則距中國人自己傳統為更遠。而中國人苦於不自知，此尤大堪磋嘆了。中國傳統文化精神，正在由個性人格中反映出普遍人格，此即人人皆可為堯舜，人人皆可成佛之傳統信仰。此一信仰建基於儒家之性善論。道家雖不明白提倡性善論，但其內在傾向依然主張人性善，故以歸真反樸回向自然為理想。從竺道生到慧能的佛學，主張人人皆具佛性，仍是中國傳統變相的性善論。耶穌教在中國不能像佛教般廣深傳布，其惟一癥結，即在性善性惡兩觀念之極端衝突下受阻礙。馬克思唯物史觀與階級鬥爭，則仍由西方傳統性惡觀點下演出。否則一切人生，決不致專為物質生活所操縱。一切意識，決不致專為階級立場所決定。一切歷史進步，決不致專由階級鬥爭而完成。
耶教的性惡觀念尚有上帝作調劑，馬克思唯物史觀乃始為徹頭徹尾之性惡論。耶教上帝關切全人類每一個人之整個人生，馬克思共產主義最多只關切到某一個階級的物質生活。馬克思只討論經濟，不討論靈魂，因此共產主義在西方，便斷不能與耶教並存。信仰馬氏，必先推翻耶穌。而中國傳統文化，則正因其不能接受耶穌，而可斷其更不能接受馬克思。若要共產主義在中國生根，則勢非徹底推翻中國傳統文化不為功。此四十年來的中國知識界，正在此一目標下努力，早已為共產主義披荊斬棘，導其先路。所不幸者，則如上文所分析，中國近代之不能徹底西化而轉向蘇聯，其背後仍系中國傳統文化之潛勢力在暗地操縱。
這裡再該提起耶穌教在西方整個文化系統中之地位與功用。西方文化體系，若專就外形看，顯屬一種多角性的尖銳放射。而每一角度之放射指向，都見其世俗欲極強烈，權力追求之意志極執著，個性上之自我肯定極堅決。只有耶穌教教人超越現世，轉向上帝，再回頭來把博愛犧牲精神沖淡實際人生中種種衝突，而作成了那一個多角形的文化體系中之相互融和，與最高調協之核心。若在西方文化中抽去耶穌教，則必然會全體變形，成為矛戟森然，到處只是唯物與鬥爭之一個人類修羅場。中國人在其自己文化之潛意識下，用另一眼光來看耶穌教，既己把它拒絕，而在其自己傳統文化中本所蘊藏的一種人文中心的宗教熱忱，即對於社會大群體之關切心，卻又經此三百年來之學術轉向而跡近於遺忘。如是則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自外言之，已不能有超越現實，而作高一級的嚮往之精神表現。自內言之，又不能超越小我，犧牲個人，對社會大群體生關切。在此情形下，其先對西方文化，因其對於自己傳統的模糊觀念而存一種鄙夷輕視的心理，其次又迫於現實利害之權衡而轉身接受。無論其拒其受，其對西方文化，總是涉其淺，未歷其深，遇其害，不獲其利。
若西方之宗教信仰，乃始涉及人生之內心深處。中國人所謂仁、義、禮、智、信，禮與信皆指內心言。西方宗教亦可謂別有其一番禮與信。至於科學與民主，則無內心可言。近人如梁任公以中國重禮治與西方重法治相對，此可謂深得文化分別之大旨所在。法治重外在刑法，其主要在多數意向。而多數人則多重外物，不知重內心。然而人生所遇外物則多變，惟心性乃屬天生，乃有常可循。中國文化之相傳五千年以達今日者，主要乃在此。
五四運動時所對西方文化之認識，亦只提出民主政治與科學兩項，並又鮮明揭起反宗教的旗幟。但在西方文化，苟無耶穌教，民主政治只像在對人爭權，科學只像在對物爭利，一切全落在物質與權利上，全成為一種鬥爭性，全是功利色彩，循是演進，則自然會走向馬克思。而自己傳統文化，又一時急切擺脫不掉，菁華丟了，糟粕還存。民主政治與科學精神在此潮流下全會變質，於是政治高於一切，一面還是人文中心，而一面走向極端的性惡論。
中國當前知識分子，論其文化傳統，本已學絕道喪，死生絕續，不容一線。經歷了滿清政權兩百四十年的傳襲，中國傳統精神，早已紙片化了。而就其所處身的社會立場言，則又單薄得可憐。兩漢有地方察舉，魏、晉、南北朝有門第，隋、唐以下有公開考試，傳統政治下有銓敘與監察制度，都使他們一面有所倚仗，一面有所顧忌。從倚仗中得心安，從顧忌中得使心不放。中人以下也可循此軌轍，幸無大過。而農村經濟之淡泊安定，又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最後一退步。
近百年來，政體急劇轉變，社會經濟亦同時變形。以前知識分子之安身處，現在則一切皆無，於是使其內心空怯，而又無所忌憚。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之新出身，則又是古無前例，完全走上以外國留學為惟一的門徑。一批批的青年，在本國並未受有相當基礎的教育，即便送往國外。試問舉世間，哪一個國家，了解得中國？又是哪一個國家，真肯關心為中國特地訓練一輩合適中國應用的知識與人才？他們走進每一個國家，選定每一門課程，互不相關地在倉促的三四年五六年間淺嘗速化，四面八方，學成歸來。了解不同，想像不同，傳統不同，現狀不同，拼湊安排，如何是好？各國間的政俗淵微，本原沿革，在他們是茫然的。本國的傳統大體，利病委曲，在他們則更是茫然的。結果都會感得所學非所用。激進的，增加他們對本國一切的憎厭和仇恨。無所謂的，則留學外國變成變相的科舉。洋翰林，洋八股，雖謔而允，受之不愧。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自唐以下，雖都參加科舉，卻並不從科舉中養出，現在則完全托由在外國代辦新科舉的制度下，來希冀新中國的理想新人才。
理想是一件百衲衣，人才也是一件百衲衣，這須待自己手裡針線來縫綻。哪一條針線不在手，一切新風氣、新理論、新知識，正面都會合在對中國自己固有的排斥與咒詛，反面則用來作為各自私生活私奔競的敲門磚與護身符。中國當前的知識分子，遭遇是艱苦的，職責是重大的，憑藉是單薄的，培養是輕忽的。結果使國內對國外歸來者失望，國外歸來者也同樣對國內的失望。憎厭中國，漸漸會轉變成僧厭西方。
然而我們卻無所用其憤慨，也無所用其悲觀。中國將仍還是一中國，中國的知識分子，將仍還成其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有了新的中國知識分子，不怕會沒有新中國。最要關鍵所在，仍在知識分子內在自身一種精神上之覺醒，一種傳統人文中心宗教性的熱忱之復活，此則端在知識分子之自身努力。一切外在壞境，全可迎刃而解。若我們肯回溯兩千年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之深厚蘊積，與其應變多方，若我們肯承認中國傳統文化有其自身之獨特價值，則這一番精神之復活，似乎已到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時候了。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新中國的知識分子呀！起舞吧！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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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原名恩嶸，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雲、未學齋主，晚號素書老人、七房橋人，江蘇無錫人，吳越錢氏之後。中國現代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國學大師，"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台北中國歷史學會監事、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