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已說過，中國知識分子遠從春秋時起，已在世界性社會性歷史性里，探求一種人文精神，為其嚮往目標的中心。這一趨向，到戰國時代而到達理智的自覺。這一精神之最大特點，即在把個人沒入大群中而普遍化。知識的功能雖表現在知識分子身上，而知識的對象與其終極目標，則早已大眾化。春秋時代的知識分子，雖則盡屬貴族階級，但他們的知識對象，則在普遍大眾，在全人群，並沒有一個特殊的階級隔閡。
若在西方則不然，西方人對知識，似乎自始即並沒有對普遍全人群而尋覓之旨趣。此因西方社會，在先本從一個支離破碎各自分開的小局面上發展。埃及、巴比倫、波斯、希臘、印度、羅馬、猶太、阿拉伯，他們有各別的世界，各別的社會，各別的歷史，知識對象亦遂趨於個別化。換言之，則是個性伸展，而非群體凝合。他們的人生哲學，亦各自分向各自的道路邁進。流浪詩人、運動家、音樂家、政治演說家、雕刻家、幾何學者，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嗜好，各向各的天賦特長充分進展。五光十色，八方分馳。
照理，社會乃各個人之集合，各個人分頭並進，無異是社會群體向前。然而有其不同。每條線上領導前進者，總是少數特殊分子，遺落在後追隨不上的，依然混同一色，那才是社會群體之真骨幹。結果詩人、運動家、音樂家、演說家、雕刻家、幾何學家，只成為社會群眾超越外在的欣賞對象，崇敬對象，並不即是群眾之自身，並不為群眾本身內在所分享，所共有。知識與理想生活成為超群體而外在，為多角形的尖銳放射。在此種社會裡，必然要求一個共通的，為群眾內在所公有而共享的知識體與生活理想。而此一種知識體與生活理想，亦用一種超越外在的形式而出現，是即宗教，即上帝與神。群眾的共同人性，只有在上帝與神的身上反映。群眾內心之共同要求，只有在上帝與神之身邊獲得。人生理想生活最高發展之可能，不是詩人、音樂家、雕刻家等，而是成為上帝之子與宗教信徒。必有此一對象，群眾乃始各得其滿足。群眾在此上獲得滿足，卻把對政治社會的共同要求沖淡了。於是特異的人才，繼續伸展其特殊的個性專長，詩歌、音樂、雕刻、幾何學等，依然可在多角形的尖銳放射中，各自無限向前。
西方文化依從這一條路，政治永遠分崩割裂。直到最近，一個歐洲存在著幾十個國家，社會永遠攘奪鬥爭，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後浪逐前浪地此起彼伏。文學、藝術、科學、哲學成為一件百鈉衣，須待宗教的針線來縫綻。
中國的知識對象與理想生活，很早便集中到人文整體之共同目標上。一切知識，成為此一知識之分支。一切發展，成為此一發展之階梯。一切追求，成為此一追求之工具。成一詩人，一音樂家，只是自己個性伸展，那只是整體之一角落。只有向社會全體服務，才是人生最高天職，於是形成中國知識界之上傾性而熱心政治。熱心政治未必是中國知識界之墮落與羞恥。必先了解到一種附有宗教意味的關切大群體的熱忱，才可了解中國先秦學者之內在動向。由此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拐彎，由治國、平天下轉到正心、誠意、修身，仍不是個人主義。人皆可以為堯舜，滿街都是聖人，從私人生活中反映出普遍人格，大群人生。有了聖人，即不需再有上帝。西方是人人可為上帝之信徒，中國則人人可為聖人。上帝超越外在，高高站立在人文圈子之外面。聖人則反身而內在，仍在人文圈中做一平常人。
聖的嚮往與崇拜，這可說是儒家精神。而道家如莊周，則認為"聖人"二字，便已容易引人入迷。容易叫人誤想作聖人是高出於人人的一種超越外在。於是他高唱歸真反樸，回於自然。因此中國道家的個人主義，要叫人能和光同塵，挫去個性光芒，將個人默化於大眾之深淵，混茫一體，而決不是要求個性在群體中自露頭角。因此，道家不稱他們的理想人為聖人，而改稱為真人。儒家的聖人，人人可為。而道家的真人，則自然即是，為則失之。道家不僅認為理想政治應無為，即整個理想人生還是一無為。道家所謂"內聖外王"，乃以一理想的無為人格來領導理想的無為政治。一切有為，皆從無為出，皆須在無為上建體。以無為之體，發生有為之用。那種多角形的尖銳放射，在道家理想中，不該衝出大圓外線，不該破壞此一大圓形。多角放射，應該回向此圓形中心，應該包括涵蓋在此大圓形之內。
我們若把握中國傳統人文精神來看道家思想，其實仍超不出儒家規範，仍在儒家立場上補缺救弊，或說是推演引伸。因此莊子心中的理想人物與理想生活，依然常提到孔子與顏淵。
我們必須把握到中國知識分子內在精神之此一最高點，才可萬變不離其宗地來看中國歷代知識分子之各色變相。在西方多角發展的社會裡，誰也不能否認與拒絕一種關切人群大共體的宗教精神。在中國，知識對象本就以人群大共體為出發點，這在春秋戰國已逐步明朗。西漢的農村學者，不免驟對大一統政府之突然成立而感到其本身之薄弱，使戰國精神失卻其活躍性，漢儒遂只能在各自的分職上循規蹈矩。經過王莽新政權失敗，東漢知識分子對運用政治來創建理想社會實現理想人生的勇氣與熱忱，更痿縮了，乃回身注意到個人私生活。這是由儒轉道，由孔、墨轉莊、老，陷入個人主義，而又為門第與書生社會所封閉，在個人主義下逐漸昧失了對大群體之關切。
佛教東來，又是一番新刺激，對大群體共相之舊傳統，因新宗教之侵入而復甦。起先用莊、老會通佛教，其次再用孔、孟會通佛教，衰弱的心臟，打進新血清，重得活力。其先如支道林、僧肇，緊接著的是慧遠與竺道生。尤其是後兩人指出了人人皆具佛性，人人皆可成佛之根本義。在慧遠時，中國所譯佛經，根本尚無此義。在生公時，先出六卷《泥洹經》，所論與此義根本相反。生公因堅持此義，致為僧界守文同人所驅斥。其後《大涅槃經》全部譯出，始證生公主張之是。可見慧遠、竺道生兩人，根本在他們能就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來讀佛經，故能從佛經中籀出中國傳統精神之最要義。
魏、晉、南北朝佛學上之大貢獻，不僅在能把印度佛教儘量吸收。更重要的，在能加以徹底消化，接上中國傳統文化，使逐漸轉為我有，使在老根上發新葩。這是此一時代知識分子之絕大貢獻。他們具有一番堅貞卓絕，勇猛精進，悲天憫人的絕大宗教精神。而又兼之以中國傳統人文中心理智的清明性，遂造成了中國知識界前古未有之另一新典型。我們要窮究上下四千年中國知識分子之諸變態，干萬不該不注意到那時幾部高僧傳中所搜羅的人物。
四
隋、唐時代，一面還是大門第，一面還是寺廟裡的高僧們，來作知識界最高代表。漢、唐雖同樣是統一昌明的大時代，但唐代知識分子的氣魄意境，卻顯然與西漢不同。西漢知識分子從農村中來，孤寒拔起。唐代則從門第中來，都帶有貴族氣分。他們的家族，在政治上，社會上，遠的從東漢以上，竟可推溯到五六百年，近的也百年前後，大體上聯綿不絕，各有有名的家史家譜，各有綿延不絕的簪纓與紱冕與爵位光榮。而且這些地位，並不憑藉政府所給的特權，如古代封建貴族般，依法世襲。他們則由各自家門的禮教，子弟的修養，每一代在政治上，社會上，學術上，文藝上，人格操守上，事業功績上，依其自身表現而繼續獲得此光榮。當然也有許多特殊憑藉，但在他們，總覺得這不是外在的身份，而確係內在的薰陶。因此門第的自傲，有時可以更勝過古代的貴族。皇帝的家庭，就這一點論，是遠遜於許多門第的。單憑這一點門第的自尊心，使唐代知識分子遠與西漢相異，亦復與東漢以下不同。
東漢名士，借社會交際朋輩名譽來與朝廷爵祿抗衡。魏、晉以下，借政權轉移來鞏固自身門第的地位。當時門第內心，還不免時時感到自愧。現在是門第的傳襲久了，自尊掩蓋過了自愧，而且門第與門第間的相互推尊，比東漢名士的孤寒地位更堅實了。不僅門第自身感到如此，即在王室亦有同感。那時王室對門第轉抱有一種自卑心，即在英偉超卓的唐太宗，也還不能免。他屢次和別人斤斤計較當時社會上所定門閥高下之不平。他又曾屢議封建。有一次，正式令諸功臣世襲刺史，經長孫無忌等十四人以大義駁正而止。這不僅是唐太宗的慕古好名，實在唐太宗內心，正也感到門第有其外在客觀之尊嚴。他直覺上感到，李家並不是獨出群閥的一家，因此遂屢想到封建。我們也可說，在當時，只有經過了一番封建制度之正名定義，才可使李家皇室，再確然高出於舉世尊視的那群大門第之上。這形勢自然與漢高祖不同。
漢高祖在平民社會中崛起為皇帝，當時爭說他是膺受天命，他也自居為天命所鍾了。唐代則在門閥社會中興起，因此只想把門閥勢力稍稍就他的政權系統來加以調整。而當時諸功臣也非虛為謙抑。長孫無忌的論據，正是根據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說政治大原則在求賢共治，縱使我們一時立了功，我們子孫不必皆賢，賞了他們，害了百姓。百姓何罪？若他們還以不稱職獲咎，豈非自招誅戮？這是何等開明的意見！我們縱可說門第是當時變相的新封建，卻不能說那時門第中人全抱封建意識。即在春秋時，那些名卿賢大夫，如上所舉，也早就不能說他們只有封建意識了。因此東漢以下的新興門第，常對政治抱消極固閉的態度。而唐代門第，則對政治轉抱積極合作的態度。他們並不感到政府將會削弱門第，他們寧願翼戴政府，擁護政府，天下清平，門第亦同享安泰之樂。這是一種大氣度，這正因當時的門第，乃從社會醞釀來，不是由政治培植來。因此他們在政治上，反而常抱一種領先的姿態。他們常覺得，他們是在扶翼政府，不是在仰賴政府。
因此，西漢政治是淳樸的，循謹的，最好表現在於地方行政與下級幹部。而唐代政治，則是恢宏的，闊大的，最好表現在於中央與上級大僚。唐代知識分子，在其門第的耳濡目染中，早已諳習世故，練達政事。所以一出來擔當大事，都是有氣有才，能實幹像西漢，而局度恢偉則遠勝。西漢只多賢良的地方長官，沒有像樣的大宰相與高級大僚，這一層比不上唐代。唐代知識分子，好發大議論，好作大計劃，好擺大場面，好有大組織。漢人厚，唐人大。漢人土，唐人闊。那是他們的出身不同，背景不同，心胸氣度不同，因此在政治社會上的表現也不同。
但唐代知識分子，在中國歷史文化上的更大貢獻，還不在政治，而轉更在宗教上。要考察衡量唐代的知識分子，還應該著眼到一輩佛門弟子。人人盡知如玄奘，可不提。更要的是天台、禪、華嚴三宗。我們盡可說，他們已創造完成了中國文化傳統下的新佛教。尤其自六祖慧能以下的禪宗，在精神上，在意態上，實可算得是一番顯明的宗教革命。"我若遇如來，一棒打死，與狗子吃"，那是何等話！在後代被目為狂禪，在當時非有絕大理解，絕大膽量，不敢出此語。魏、晉以下的中國佛教徒，證明了中國知識分子，其內心實在並不是沒有一番宗教的熱忱。但難能可貴者，在其宗教熱忱中，仍不喪失其清明之理智。而二者間又能調和得當，並行不背。若細細分說，六朝僧徒，熱忱尤勝過理智。隋、唐則理智更勝過熱忱。但若在其理智背後沒有那一番熱忱，也說不出"打死如來給狗子吃"。
我們若一讀西方宗教史，尤其馬丁路德宗教革命以下一段不容忍的長期大流血，回頭來看中國，驚天動地翻天覆地的宗教大革命，只在寂天寞地清天寧地中輕鬆滑溜地進行，那是何等偉大的成績！中國知識界，精神氣魄最活躍的時代，第一自推戰國諸子，第二便該輪到唐代禪門諸祖師。那是中國知識分子之又一新典型，值得後代仔細研摩，竭誠崇敬。直到宋代人還說："儒門澹泊，豪傑多為方外收盡。"這是不錯的。唐代第一流豪傑，全走進禪寺中去了。他們在文化思想上的貢獻，較之同時門第在俗中人，在政治文藝諸方面的成績，深刻偉大得多。我們若細籀禪門諸祖師的言論風采，講堂故事，我們可以說他們實在當得起豪傑二字。唐代知識分子，全帶有豪傑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