捲入高度政治性的辯論
美聯儲已涉足政治舞台，並且在保持謹慎沉默才是明智之舉的時候，卻鼓吹起了政治手段。十年來，由於擔心通脹率無法達到目標水平，美聯儲一直明確呼籲政府採取更多的財政刺激措施。美聯儲官員常常要求國會解決長期的預算問題；但每當實際的財政緊縮措施得以實施時，他們通常又會對此表示反對。例如，2012年，前主席本·伯南克敦促國會解決其長期的財政可持續性問題，但同時要避免在短期內削減財政支出。差不多兩年後，伯南克表示："儘管長期的財政可持續性是一個關鍵目標，但近期過於緊縮的財政政策很可能會適得其反。"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在其任期內也同樣對長期財政問題發表過一些隨意的評論，但她著重將金融危機後經濟復甦緩慢歸咎於財政自動減支措施，並反覆強調更多的財政支出將改善經濟增長前景。
最近，在疫情引發的經濟衰退期間，即便在規模達2.2萬億美元的《新冠病毒援助、救濟和經濟安全法案》（CARES Act）已經開始推動自二戰以來最快的經濟復甦之後，主席傑羅姆·鮑威爾（Jerome Powell）仍敦促國會採取更激進的財政行動，"利用美國強大的財政力量"來提供"直接的財政支持"。隨後，在2020年10月，在眾議院民主黨人和參議院共和黨人就相互競爭的刺激方案展開激烈的選舉前政治辯論之際，鮑威爾再次敦促國會加大力度，警告稱"支持力度不足將導致經濟復甦乏力"。當時媒體報導稱，鮑威爾此番言論甚至是在"參議院共和黨人對下一個財政方案的規模表示擔憂"的情況下發表的，因為民主黨的提案規模是共和黨的10倍。
當美聯儲支持某一政黨的經濟提案時，即便這並非美聯儲的本意，它會產生干預選舉政治的效果。儘管鮑威爾介入財政方案的辯論對於美聯儲主席來說絕對是不合適的，但2020年大選後過度的財政支出引發了通貨膨脹，這表明他的建議也是錯誤的，可謂是錯上加錯。
美聯儲在制定貨幣政策時必須考慮財政變量，但它幾乎沒有理由公開辯論財政問題，或者呼籲國會採納其偏好的政策。讓問題變得更嚴重的是，美聯儲在財政問題上似乎和立法者一樣存在短視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鮑威爾主席在2021年和2022年沒有呼籲實行財政責任、削減開支和進行監管改革，而這些舉措本可以幫助美聯儲降低通貨膨脹。美聯儲因捲入財政辯論而使自身政治化，而且由於其立場的片面性，更是加劇了這種政治化的程度。
職責範圍的悄然擴張
近年來美聯儲日益加劇的政治化，部分原因在於隨著時間推移，它逐漸承擔了一些本質上屬於財政範疇的職能。美聯儲成為主要的銀行監管機構這一情況尤其成問題，因為銀行監管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美國不同群體之間的信貸分配。作為《多德-弗蘭克法案》的一部分，國會設立了由政治任命的監管副主席這一職位。通過這一舉措，國會認識到銀行監管本質上具有政治性，並希望此類活動由明確經政治任命的人員來執行。
不出所料，美聯儲正遵循著與其他監管機構相同的模式：政策會隨著政府換屆而改變，監管副主席麥可·巴爾（Michael Barr）甚至將美聯儲在監管方面的失誤歸咎於其來自對立政黨的前任，而這些失誤促成了矽谷銀行（SVB）在2023年3月的倒閉。
美聯儲的職責範圍進一步擴大，涵蓋了其職責領域之外的高度政治性問題，比如氣候變化。繼英格蘭銀行和歐洲中央銀行之後，美聯儲正將"與氣候相關的"監管原則引入銀行監管框架，這一舉措招致了美聯儲理事會中持不同意見成員的嚴厲斥責。美聯儲的提議將迫使銀行系統投入大量資源來研究氣候變化，並圍繞氣候問題構建銀行業的戰略規劃、政策和程序。這些提議還會要求銀行將氣候因素納入投資組合的承保和監測考量中，也就是說，在氣候風險方面進行信貸分配。
美聯儲是一個資源有限的機構。因此，美聯儲對氣候問題的關注度不斷提高，與此同時，其在履行傳統銀行監管職責方面的表現卻愈發糟糕。例如，在矽谷銀行倒閉前夕，由美聯儲主席擔任關鍵成員的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將氣候變化列為其首要任務。如果美聯儲當時關注的是銀行系統的利率風險而非氣候風險，或許就能避免銀行系統出現大幅波動。
美聯儲還因現行的民權法律，致使基於種族的歧視因素在其運作中悄然滋生。美聯儲自己的網站醒目地展示了儲備銀行董事按種族和性別劃分的詳細信息，其中包括最高法院最近指出"基於不連貫的刻板印象"的種族分類類別。2020年，各儲備銀行共同推出了一個由12部分組成的系列內容，聚焦於美國經濟中結構性種族主義的影響。僅僅是在關於種族在美國社會中所起作用的激烈辯論中露面，就使得美聯儲更難維持其實施有效貨幣政策所需的政治中立性。
美聯儲職責範圍的悄然擴張並非一系列能夠迅速逆轉的、孤立的不合理行為。相反，這是一種有害的機構文化的體現，這種文化催生了一種態度，正如某本書的書名所描述的那樣，"中央銀行是唯一的依靠"。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和歐洲的財政緊縮讓中央銀行家們認為，只有他們能夠將社會從弊病中拯救出來。除了職責範圍明顯擴大的情況之外，這種心態還影響了貨幣政策的制定過程，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在2020年災難性地採用了靈活平均通脹目標制（FAIT），這是一種在管理通脹方面風險更高的策略。在靈活平均通脹目標制框架下，中央銀行試圖通過有時讓通脹率超過目標水平，來實現一段時間內的平均通脹水平；最終通脹率應達到目標水平的平均值。然而，該框架並未說明如果通脹率持續超過目標水平該怎麼辦。
美聯儲決定採用靈活平均通脹目標制框架，部分原因是央行內部面臨巨大壓力，需要應對經濟學家中日益流行的一種觀點，即長期滯漲是技術變革和國際貿易變化的結果。然而，採用靈活平均通脹目標制意味著對美聯儲的價格穩定職責（即立法者所規定的"穩定物價"）進行了根本性的重新解讀，美聯儲有意決定在"持續"的基礎上讓通脹率超過2%。只有一個自信到近乎自負的機構才會相信自己能夠成功實施這樣一項政策，因為這項政策基於既無法準確衡量通脹，也無法精確控制未來通脹走勢（包括超調情況）的情況下。
無論這一貨幣政策是好是壞，美聯儲在沒有得到民選代表授權的情況下自行採用這樣的議程，是極度不民主的，也是對其法定權力的嚴重越權。在靈活平均通脹目標制遭遇失敗後，同樣由於缺乏問責機制，美聯儲沒有因這一冒險行為而承擔任何後果。這一事件清楚地表明，美聯儲法定職責的模糊性恰恰說明了民主監督的必要性：如果任由美聯儲自行其是，它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解釋職責，為那些與國會設想完全相悖的政策進行辯護。
人事即政策
美聯儲的人事方面存在兩個嚴重的政治化問題。首先，美聯儲高層人員在黨派政治和所謂的無黨派技術官僚角色之間輕鬆轉換，這讓後者（無黨派技術官僚角色）的說法不攻自破。例如，芝加哥聯邦儲備銀行的新行長奧斯坦·古爾斯比（Austan Goolsbee）曾是巴拉克·歐巴馬總統的高級顧問，他還共同擔任了拜登競選團隊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並頻繁出現在媒體上，被記者描述為"拜登競選團隊的代言人"。美聯儲前副主席萊爾·布雷納德（Lael Brainard）在擔任美聯儲副主席和國家經濟委員會（NEC）主任這兩個職位之間，僅休息了一個周末。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是整個聯邦政府中政治色彩最濃的經濟政策職位。
需要明確的是，布雷納德和古爾斯比都是極具才華的經濟學家，他們為我們國家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是，倘若認為一個人可以在高度政治化和所謂的非政治化角色之間輕鬆轉換，且不讓政治偏見影響政策，往好了說，這是天真的想法；往壞了說，這是居心叵測的。
人事方面的第二個問題是缺乏基於業績的問責制，也沒有激勵業績表現的機制。自2021年以來，美聯儲理事會有六次人員任命和重新任命，儲備銀行有四位新行長上任。儘管出現了四十年來最嚴重的貨幣政策失誤，但在這九次任命中，沒有一個人曾對通脹走勢做出過合理的預測。美聯儲近期的人事任命似乎更關注被提名人的固有特徵，而非其任職資格。國會中的一些人甚至對被提名人進行種族測試。此外，在最近一系列的貨幣政策和監管失誤之後，沒有一位美聯儲領導人辭職或被解僱。2021年，有兩人在涉及個人交易的醜聞曝光後辭職，這是他們理應做的——但這反映出我們的優先考量是什麼呢？我們因為一些輕微的道德不當行為而解僱美聯儲領導人，卻沒有因為那些給全體美國人帶來巨大經濟痛苦的糟糕業績而解僱他們，這說明了什麼呢？
獎勵那些犯下嚴重錯誤的人並給予晉升機會，而不是招募那些在對經濟形勢判斷上有正確記錄的人員，這會形成一種很可能導致進一步失誤的文化氛圍，美國人該如何看待美聯儲的優先考量和能力呢？
機構設計
非政府因素的影響
儲備銀行，即美聯儲的地區性銀行，是由當地銀行業財團所擁有的私人機構。每家儲備銀行的董事會有六名成員由會員銀行任命，其中三人被指定代表會員銀行（"A類董事"），另外三人被指定代表公眾（"B類董事"）。美聯儲理事會任命其餘三名董事會成員，他們同樣被指定為代表公眾利益（"C類董事"）。B類和C類董事負責挑選每家儲備銀行的行長，但需得到美聯儲理事會的批准。這種結構導致會員銀行和其他非政府行為體對美聯儲體系有著過大的影響力。
典型的儲備銀行董事會由來自特殊利益集團（如當地銀行、企業和非營利組織）的高管組成，這些人都有著各自不同的政治議程。在整個儲備銀行體系中，105名董事中有35名（占三分之一）是上市公司的高管，其中包括A類董事。由於機構投資者持有約80%的股市份額，這意味著機構投資者對美聯儲體系有著重大影響力。全球排名前三的資產管理公司之一是88%的標普500指數成分股公司的最大股東。由於這些投資者幾乎總是認同某種影響力投資理念（通常是以"環境、社會和治理"（ESG）為旗號的環境和社會激進主義），這就意味著這些利益正間接地在美聯儲的政策制定中得到體現。此外，美國最富有的10%的人群持有89%的股票，這使他們對本應為全體美國人謀福利的貨幣政策有著過大的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