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敬稱為「法官爺爺」的卡普里奧，因病去世。官媒自媒都在發文。
不過遺憾的是，各家只把目光聚焦在卡普里奧的「人性光輝」，卻忘了思考一下——是什麼原因讓我們看到了卡普里奧的「人性光輝」？
卡普里奧於1936年出生在義大利移民家庭，父親是雜工（有媒體說其父是送奶工，其實他爸爸什麼都干，送奶送報賣水果，有工作機會就做），母親無業。據說，卡普里奧10歲左右就給其父打下手，期間時常受到幫派分子或腐敗警察的刁難。卡普里奧經常被父親提醒：「如果你不想重複這樣的生活，不想被人欺負，就要考上大學。」
一些官媒或自媒，不約而同地寫道，是幼年的經歷，令卡普里奧學會了對他人的共情。
這個說法，有道理，但也只能說僅僅是一種可能性。少時貧寒，墮入幫派的人，大有人在。出身寒門，實現階層躍升之後便全力切割過往的人，同樣大有人在。
所以，在我看來，家庭並不是唯一的「人性」之源。
在父親的鼓勵之下，卡普里奧考上了大學，半工半讀地完成了學業（期間還曾入伍服役），畢業後做了幾年律師。
卡普里奧在律師執業期間，即積極參與當地的參政活動，曾擔任羅德島州議會議員，後被任命為普羅維登斯市政法院法官，直至2023年退休。
單純看卡普里奧的業務履歷，在他數十年的法官生涯中，幾乎未處理過重大刑事、民商案件。即便他升任首席法官，日常處理的依然是交通違章、輕微違法。打一個不準確的類比，他的工作，有點像公安機關的「法制」。
可就是如此瑣屑的工作，卡普里奧卻能夠讓全世界看到真正的」法治精神「。
這，就是我今天想說的重點——看得見的司法過程。它包含兩個內容：「司法化」和「看得見」。
歐美國家，搜查司法化，當事人和律師可以向法官提出異議。而我們呢？局長蓋個章就ok了。
逮捕司法化。當事人和律師也可以向法官提出異議。而我們呢？多數情況下，只收書面材料，也只回復書面材料。全程見不到人。
羈押司法化。是關著還是取保（歐美叫保釋），當事人和律師同樣可以向法官提出異議。我們這邊，同樣是交幾張紙，見不到人。
以前寫公號，也提到過我違停的事情。二環堵得一動不動，好不容易找機會下了輔路，我說從平安大街繞一下。因為堵的時間太久，實在憋不住，看到路邊有個公廁，我就去小便了一下，前後三兩分鐘時間，出來就是一個違停。
還有一次，不知道什麼原因，發動機警示燈閃爍。為了避免主路突然趴窩，我把車開到路邊，熄火，重啟，發動機警示燈不閃了。為了確認車輛安全，我再次熄火，空擋踩了兩腳油，發動機警示燈依然不閃。於是，我開車走人。整個過程也就三兩分鐘。又是個違停。
當然，說我違停，我認。確實停了。
但能不能給我一個解釋的機會？
提複議？我是律師，我很清楚這個流程。等啊等，然後就給你書面駁了。壓根見不到人。
再行政訴訟？一排又是還幾個月。
你會發現，我們這邊，想見個人，當面說說自己的理由。
好難啊。
都說「天理、國法、人情」，可連面都見不上，何談「人情」？
為什麼卡普里奧一聽異議者急著給孩子送藥，就免了處罰？因為面對面更有利於準確判斷，形成心證。
中國訴訟文化中也有「五聽」——言語（辭）、表情（色）、呼吸（氣）、聽力（耳）、視覺（目）。一個人說話的表情、語氣、用詞，能夠直接影響裁判者的判斷。而我們這邊的很多事情，都是行政化、職權化的，很難有面對面的機會。
靠著幾張紙，就認定了異議人到底是真的具備正當事由，或是巧言令色。
如夢如幻啊。
而相比於「司法化」，更重要的是「看得見」。
卡普里奧之所以能夠被世人所知，源於他常年庭審直播。
當地電視台有一檔節目，叫《人民法庭》，自2000年開始即持續直播卡普里奧的庭審實況。社交媒體興起之後，在電視台的基礎之上，《人民法庭》又開通了網絡帳號，播放卡普里奧的庭審。2018年，《人民法庭》節目進入全國聯播，連續三年（2021-2023）獲得日間艾美獎提名。
沒有庭審直播，外界是不可能知道卡普里奧的，更不可能感受到卡普里奧的「人性光輝」。
也許，沒有庭審直播，卡普里奧依然是一個好法官，但他所能感動，一定只限於法庭上的親歷者。而有了庭審直播，「人性的光輝」就照耀了全世界。
卡普里奧不是法學家，手中沒有最高法院的權柄，更沒有處理過辛普森案式的重大案件。
以我們的世俗標準，卡普里奧的工作好low，職業生涯簡直就是loser.
卡普里奧之所以能夠成為令人尊重的「法官爺爺」，除了其自身的「人性」，更重要的，是司法化和鏡頭。
「司法化」，讓公眾與辦案機關有一個相對對等的辯論機會。
「看得見」，如同抬頭三尺有神明，自然就形成一種監督和促進，讓鏡頭前的人，更多地表現出好的一面。
我們總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卡普里奧就是最好的案例。
然而，我們的庭審直播，反而越來越少了。
追念卡普里奧的時候，不要進入個人感動的誤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