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人記得盧安克嗎？
這可能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他的故事曾在十多年前被中國人熱烈地討論，如今再提及簡直像上個世紀一樣久遠。這個出生於中產家庭的德國人，在中國廣西一個貧窮的小村子裡教了十年的書，當時的人們稱呼他是當代白求恩，不計報酬將自己的青春奉獻給中國教育事業，他曾被提名感動中國候選人，但他寫信拒絕了。
在那個大家都想從鄉村去往城市，急切地想通過個人努力和時代機遇改變命運的年代裡，盧安克沒有任何功績主義的目的，做教育不是為了改變和成果。有人看到盧安克的故事說，這樣的人絕不能多，「會引起很多矛盾，他在顛覆。」後來，在各種壓力之下，這場教育實驗以失敗告終，他離開了那所學校，自此消失了很多年。
在消失的日子裡，關於他有許多謠言，有人說他被驅逐出境，有人說他來中國目的不純，他被謠言困擾，一個個舉報那些造謠的視頻，即便無效也不斷重複舉報，因為這些關注他不敢做事，偏頭痛嚴重的時候他起不了床，頭腦里一直重複一些幻覺。這些年他輾轉多地，經常遇到簽證的問題，但他始終沒有離開過中國。
今年六月，我在廣西防城港見到了盧安克，還有他曾經的學生。他造了一艘帆船，每天出海。那個曾經對教育投注了巨大熱忱的青年變老了，他失去了某種理想，接受了一些失敗，但似乎也獲得了新的自由。
「我受不了這種關注」
去見盧安克之前，他在郵件里重複了好幾次，「我不希望你來記錄我的生活。我想保留自己的隱私，害怕作為公眾人物。」我向他承諾，在得到他的允許之前，我不會寫，他答應見我一面，隨即就要刪除我的微信。
在更早前寫他的文章里，一位記者說，一個電視台同行曾要挾盧安克，對他說，「你要不接受採訪我就從樓上跳下去。」他同意了，但這個節目最終沒有播出，記者猜測，因為媒體的常規經驗，在盧安克面前行不通，片子沒法編出來。
我懷著好奇與忐忑，做好了只是見盧安克一面的打算。對於很多人來說，盧安克也許是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在久遠的時間裡聽過，但已經淡忘。他是一個來中國鄉村支教的德國人，但和那個年代的很多支教老師不同，他不是要送小孩走出大山，他就是喜歡鄉村和小孩，他不喜歡城市有太多的要求和壓力。在那個大家都想從鄉村去往城市，急切地想通過個人努力和時代機遇改變命運的年代裡，盧安克沒有任何功績主義的目的，做教育不是為了改變和成果。有人看到盧安克的故事說，這樣的人絕不能多，「會引起很多矛盾，他在顛覆。」
盧安克個人網站
盧安克最後一次出現在大眾視野中，是在2012年的央視採訪里。那時候媒體和公眾眼裡的他，是一個理想化的存在，一個出生在德國中產家庭的年輕人，克服種種困難來到中國廣西的貧困鄉村做了十多年志願教師，大家稱呼他是當代白求恩，不計報酬將青春奉獻給中國教育事業，他曾被提名感動中國候選人，但他寫信拒絕了。
巨大的聲名給他帶來了巨大的麻煩：不斷有人給他寫信，甚至坐在他床頭等他醒來，很多人被他吸引去支教但又很快離開，有陌生女性崇拜他，要嫁給他。小學校長對人說，如果他再不走，我都快成精神病了。為了避開這些，他曾短暫回到德國，但後來又重回板烈。他曾對前來採訪的記者說，「其實我有承受的能力，只不過現在的情況要求我學會和發揮比以前更大的承受能力。你放心，我會學會。」
但現實比他預料得更加複雜。2012年後，他幾乎消失了，不再接受採訪，不參加公共活動，但網際網路上關於他的傳言更多了——有人說他被驅逐出境，有人說他的網站被關停，還有人詆毀他與學生的關係。
這些事情持久地影響著盧安克。2018年，做理療和研習「能量」的朋友大白為盧安克治療身體，那段時間，盧安克每天坐在門口等大白，下雨了他也蹲在門口，「孤獨、真誠同時又渴望著什麼」，大白告訴我，他那時見到的盧安克，身心疲憊，腰椎受損，偏頭痛，精神狀態很差，正被各種不真實的、編造的、無中生有的網絡內容困擾，他又無力去說明。大白感覺盧安克很需要跟他聊天，他們有時什麼也不說，盧安克就在空白的A4紙上寫作，這後來集結成《尋找你內在的自然》，盧安克寫：「有人給我轉發某些人製作的關於我的大量視頻，我看到是那些轉發率超級高的。我受不了這種關注，都不敢做事，怕控制不了這件事情後失去自己原本自在的生活。於是，我就去舉報這些視頻，即便無效也不斷地重複舉報。」
如今的盧安克已經不叫盧安克，10多年前他放棄了這個名字，他不想當網絡報導里的神話，只想過一種沒有期待的、自在的日子。他現在的名字是盧恩卡，學生和朋友們都叫他老盧。
我給他發郵件，那時他正在福建的村落里，後來他來到了廣西防城港。他答應見面後仍然很憂心，我後來知道，在我們約定見面時，盧安克正住在大白家，他跟大白說有人要來找他，「大白以後你幫我把關，往後想找我的人先經過你，你安排的我才見，你不安排我不見。」
我不想再參加這場淘汰賽
我們約在廣西防城港的帆船基地，見面那天，盧安克從一個小房間走出來，個子很高，駝背，因為很瘦，籃球服在他身上顯得空空蕩蕩，他黃色的頭髮還和十多年前一樣，臉上的皺紋更深了，他今年58了，右眼有時會陷在層層疊疊的眼皮里，他就像一株蕨類植物，遲緩，安靜，很少直視人，為了不那麼顯眼，他從很小就一直弓著背，他因為長太高而不好意思。
因為帆船技術好，盧安克被朋友拉來幫忙，離開板烈後，他不願意上班，只是想有地方玩帆船。
事情比我想像的順利，他幾乎很快就答應了讓我寫他的故事，還讓我見見他的朋友們。他提出一些要求，不能寫隱私，一旦問及他就會生氣；他不想只寫他自己，他想要寫他的夥伴們，那是他在板烈的學生，他們在籌備成立戶外活動公司。這也正是我的計劃，幾天後，阿輝和文道來到防城港。
阿輝和文道都很瘦，他們是壯族人，皮膚黝黑，阿輝23歲，文道22歲，他們背著戶外徒步背包直接來了帆船基地，放下包就跟著老盧幹活。盧安克每天帶他們訓練帆船，他們總是一起行動。從阿輝和文道有記憶以來，盧安克就來了板烈。他們一起游泳、捉魚、爬山、找野果，每個周末，孩子們都要排隊等盧安克的時間，邀請他來家裡玩，他們大都是留守兒童，盧安克從一個山頭走到另一個，陪伴完一些孩子又去陪另一些。有一次他們四個人在樓頂上睡，看到一顆流星，「它的光是黃色的，尾巴的光是綠色的，在飛行過程中爆炸了兩次，我們四個人同時看到了，有你在吧？」他問阿輝。
誰抓到眼鏡蛇，誰又很會捉泥鰍，老師們還經常截胡他們的泥鰍和田雞，他們的對話從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盧安克說文道一直是一個快樂的人，他記得文道小時候很喜歡爬樹，板烈村口有一棵很高大的樹，他們喜歡像小鳥一樣在樹上吹風，有一天文道爬到樹上，搖啊搖，最後跟著斷了的樹枝一起滑下去，茂盛的樹枝和葉子護住了他。
海邊的下午，太陽暴烈，盧安克坐在樹蔭底下，背對著沙灘。我問他為什麼離開板烈、不再做老師，他說有兩個原因——兩個都不好說。「我不想講，講會傷害到別人。」
盧安克和阿輝
沉默了一會後，他說，他也早就覺得做老師讓他頭疼，要滿足上級要求，管好紀律，但他只是因為興趣想跟小孩一起創造。
這種疏淡的回答讓我有些困惑，他在2009年的央視採訪里說，「我把我的一切都交給他們了」，這個地方有他的命，如果離開，命就沒了，「心都死去了」。他那時對教育的熱忱和堅定，為學生的憂心和情感，與此時再談及教育的平靜，形成一種極大的反差，那種極為強烈的情感消失去哪了？
1998年，30歲的盧安克在德國給廣西教育廳、初中學校和100個與慈善有關的部門寫信，說他想去中國最窮的地方當老師，除了食宿不要錢，但是沒人給他回信，直到後來朋友有一個中德翻譯的工作，他才得以來到中國。
他的教育實驗沒有標準和規則，讓教育去適應學生，他覺得每一個標準的建立，都是在剝奪學生的感受和特點。他根據生活的需要去尋找一些真實的任務，他會帶著學生觀察植物的生長凋謝，記錄一種植物從萌芽、生長，到開花、凋謝和結果的不同階段。他會讓他們蒙著眼睛摸樹，爬坡，感受石頭之間的河水，再根據觸摸的印象把樹畫下來。把墨汁滴入河流，觀察河水的流動。
盧安克剛去板烈小學時，他發現這裡的小孩特別喜歡打架，瘋狂地比武，甚至會想傷害對方，拿石頭砸對方。學生都喜歡看電視，盧安克就寫了一個《和平劍》的劇本，讓大家拍攝，主角容志歷經冒險得到和平劍，但劍有兩面，一面是保護一面是傷害，只有抵制誘惑和欲望，容志才真正成為英雄。一年的拍攝結束之後，他給孩子們談了和平、寬容多樣的生活，也談到了放棄報仇的歷史故事。「這一天，我們班裡非常和平，完全是我從來沒有感受過的一種美好，我想假如沒有我們的電視劇，學生就不會好意思說認真的話，我們的談話也不可能這麼有深度和力量。」
他還帶著學生修建了一個游泳池。從水深、面積、如何省材料、山洪暴發等等情況開始討論，他提問，學生來找解決方式，讓他們畫圖設計、測量河段寬度和河流坡度，學生們從教室走到河邊，突然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在現實里去測量寬度、坡度、高度，但有幾個學生完成了任務，還有三個頭腦靈活的學生爬到了樹上去觀察。讓盧安克感到意外的是，最後學生畫出來了可以用的水壩設計圖。
大人們對這個項目也很感興趣，自願來幫忙，他們加入以後學生又不敢做了。「因為他們覺得大人不承認他們的世界，不把它當成認真的。」大人們都在擔心孩子們能不能把水壩建好，想要自己干或是請師傅做，只有盧安克擔心孩子能不能經過自己參與學到東西。他不讓大人干，否則孩子們不會參與到有意思的任務里。
沒有了大人的加入，孩子們合作的很好。完成水壩建設後，孩子們每天中午都去裡面游泳，高興極了。他還帶著學生們一起創作了建水壩的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