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ke意為清醒，引申為警醒、警惕。Woke來自黑人俚語，是Wake的過去時，擁有遠比「取消」更長的歷史淵源。長期以來，Woke對於黑人的意義尤為重大，它意味著黑人要警惕不公正，特別是來自警察和法律系統的不公正。所以當這個詞語取得今日意義的時候，更多地也是指黑人在白人至上的社會裡，要保持警覺。警醒文化的特別之處在於它更強調歧視和不公正來自於系統和制度，而不僅僅是來自於個人。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對於警醒主義有著激烈的分歧。自由主義支持警醒文化，認為美國至今存在著系統性的歧視。以城市規劃為例，自由主義認為城市在劃分區域、建房政策等方面所做的決定，往往在事實上將黑人劃入那些貧窮而設施不夠完備的區域，是一種無形卻根深蒂固的、真正的種族歧視。
保守主義則認為，警醒文化加深了人們的分裂和社會的動盪。事實上，保守主義指出，白人至上在今日美國所有的機構中都已不被容忍，但警醒主義卻幾乎在每一個機構都根深蒂固。其結果就是，警醒主義聲稱要治癒種族主義這一疾症，然而它又不斷地強調種族，一次次提醒著人們族群的區別，從而激起了人們的怨恨之情。這種關於怨恨的敘述會再一次使這個國家因種族而分裂，削弱美國已經建立起來的、來之不易的自由和相互信任，並威脅著下一代的未來。
警醒文化也是一種覺醒的文化，它是關於對自我的認知，對周圍不友善環境的警覺，是取消文化的前奏。取消文化植根於警醒文化，它是一種行動，一種有關個體的認識和抗爭。
批判性種族理論
取消文化、警醒文化以及政治正確的背後，實際上有一種存在頗久的理論依據，這就是我們今日所熟知的「批判性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CRT）。作為一個學術概念，CRT已有40多年的歷史，其基本觀念是，種族形成了一種社會結構，而種族主義不僅是個人偏見或偏見的產物，而且是法律制度和政策中根深蒂固的東西。我們在上面所提及的城市規劃，也多少證實了偏見源自體系，並且有著深厚的根基。
美國的學者在CRT方面所作的研究範圍相當之廣，包括社會學、政治學、語言學等方面，著述及學者多不勝數。在某種程度上，CRT現在已被引用為所有多樣性和包容性努力的理論基礎。CRT的產生和發展經歷了長期、頑強的學術辯論，它在某種程度上傾向於懷疑保守派所珍視的普世價值觀、客觀知識、個人價值觀、啟蒙理性主義和自由主義原則。
有相當一部分的學者對CRT持批評態度，認為CRT給美國社會帶來了消極因素，它或者是將人群分為受壓迫者和壓迫者，或者將其分為受歧視者和歧視者。CRT強調人群的獨特性而忽視其共性，也不關注可以共享的價值觀，從而使得人們變得越來越不寬容。
關於批判性種族理論，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分歧也許是無法彌合的，這種分歧也存在於最高法院。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保守主義的約翰·羅伯茨有過著名的觀點：「停止種族歧視的方法就是停止去區分種族。」自由主義大法官魯斯·金斯伯格對此則辯論到：「很難理解，你怎麼可能用一種非種族的手段去解決一個關於種族的問題。」
取消文化中的年輕人
在取消文化這一運動中，年輕人一如在以往所有的運動中那樣，顯出特別的熱情。政治正確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在幾代人的身上都留下印痕，而年輕人則是完全生長在政治正確的文化氛圍之中。政治正確所追尋的公正和平等，充滿了人道情懷和理想主義的色彩，它訴諸人類內心最深處的道德律，不僅使人覺得自我的高尚，也使人深感責任的重大。年輕人是這個利益糾纏的世界上，單純、向善，直覺尚不為世俗所污染的群體，所以一切理想的、高尚的事業，年輕人總是積極為之。
很多年輕人意在改變世界，他們並不真正希望涉事的名人被取消，而是更希望這些名人能夠出來道歉並多做公益事業。也許這就是羅琳的問題所在。如果她在轉發文章和做評論之後，能夠向憤怒的網絡公眾致歉，她也許就不會從哈利·波特的成員中被取消。年輕人的不肯原諒，和他們努力確立的自我有關。他們迫切需要得到這個世界的認可，認可他們的行為、他們的觀點和他們關注的偶像。年輕人的熱情和力量真是驚人，他們對於任何一方的黨派都有點不屑一顧，但是在公共事務方面，卻顯得一往無前。這種狀況很容易使人聯想到上世紀60年代的反戰文化。在林肯紀念堂邊，在白宮內，在華盛頓紀念碑前，在華盛頓的許多條大道上，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夜以繼日地以歌曲、演講、步行和文字表達他們反對越戰的要求，許許多多被記錄下來的場景，成為在歷史中永久閃爍著的經典瞬間。
如果科技依然停留在上世紀60年代，年輕人大概現在正在各個公共場所，表達他們的述求和關愛。信息及媒體時代的今天，年輕人早已將他們的世界搬到了網絡。然而年輕人的內心為理想和正義所充塞，他們在取消文化中匆匆前行，試圖表述著他們善良的同情和充滿激情的願望，毫不在意他們正在這個世界中，激起層層的巨瀾。
時過境遷，60年代反戰文化的主體，如今已經進入生命的暮年，他們對於那個年代仍然懷有激情與感動，但是也有更多的反思。年輕人在激情之下永遠是充滿了盲動，唯理念而不顧及後果。他們令人想起更久以前的法國大革命。世界固然因之而進步，然而文化巨變之下，一切的傳統，連同人，連同物，連同許許多多的觀念和美好，都一去不回，而法蘭西的輝煌至今只是歷史，只是那些過去創造出來的飛揚美好的文學和藝術，和那些殘留下來的宮殿。
我們難以預料今日的年輕人，今日的文化和運動，會將什麼留給後世。取消文化作為政治正確的武器，已經成為思想的敵人。當它開始警告人們什麼可以說，什麼不能說時，曾經奔放無忌的思想已經處在死亡之門。年輕人應該是最開放和容忍各種觀點的人。然而，今日年輕人這個群體，越年輕就越不能容忍不同的觀點，也越希望公開羞辱和懲罰持不同政治主見者。年輕人的激情被他們封閉的思想所苑囿。
取消文化所顯示給我們的是一個複雜的世界，我們一面試圖理解這種文化，一面更為這種文化帶來的動盪、無序和傳統的傾塌而不安。19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反思法國大革命時說：我們身處一個咆哮的、但沒有海岸的海洋；至少，這個海岸是如此遙遠、如此陌生，以至於我今生、乃至我們的下一代都無法找到它，無法在那裡立足。
這大概是當今世上許多人的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