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以反共為始的政府，怎麼能搞到這個地步呢？跟共產黨不是不可以打交道，三通都可以，但在政治上是不能讓步的。我對馬英九不了解，在我認識中是個蠻好的一個人。但我想他在黨內的壓力很大，就像大陸內部一樣，有想法也施展不出來。配合有錢的台商做生意，少數人生活很舒服，就不管下面的人了，現在拼命拿大陸的好處，這樣百姓會離政府越來越遠。
問：您認為兩岸之間來往，台灣自信何在，有沒有外界普遍認知的「軟實力」？
余英時：照理說，台灣在文化上有實力，是絕對高於大陸的，特別是那種有人情味的中華文化。而且台灣現有的社會是大家都接受的，沒有人說要把他推翻來重新再搞一個。這是一個很大的穩定力量，台灣自己不覺得，你看中共花多大的力氣去維穩，如果每個人都覺得不推翻這個制度否則自己不能活，就是很危險的狀態。
問：各國與中共打交道時，似乎都擔心萬一中共垮台，中國不穩會帶來災難……
余英時：對，但大家把維穩不成的後果看的很嚴重，我覺得中共所謂的維穩，目的是在共產黨不要失去政權。可是我覺得中國不會大亂，只是慢慢的不聽中央指揮的情況。現在，不會讓中共得心應手地使用暴力統治。所以中共所謂的維穩是誇張的，認為沒有中共，中國就會亡了，就會亂了，但沒有這麼可怕。
眼下台北民情洶洶，《聯合報》不避袒護國民黨之立場，甚至發社論指「拆政府即台獨」，自然不會照登余英時的重話。馬英九做了兩任，到頭來弄個破局的下場，恐怕再無執政機會，白白丟掉國民黨可在兩岸遊刃有餘的施展機遇，亦置外省人於尷尬境地，實非一個高屋建瓴的領袖。
六、冷漠的危險
（2005年《尋訪六四受難者》出版，應丁子霖老師之邀，我寫了一篇序，寫得頗艱難，因為面對死難和殘暴，我缺乏支援意識，幸好找到了猶太人威塞爾的文字，納粹集中營生還者的精神最強大，六四屠殺之後的華人，如果依然不見奧斯維辛，那就太可憐了。十六年又過去了，六四亡靈仍未昭雪，我這篇文字中描述的痛苦還在延續⋯⋯）
丁子霖老師囑我也給這本書寫點什麼，「一篇序文或其他文字」，書已經四百多頁了，很厚了，在這麼沉重的文字上面，還能添加什麼呢？什麼都顯得多餘。但我又欲罷不能，也因了那四百頁的沉重，沒有不置一詞的道理。我怕陷於「什麼也不做」的境地。
什麼也不做，就是冷漠，這個態度，正是丁老師和她們「天安門母親」群體這十五年來所遭遇的。自然，中國政府對悲痛欲絕的母親們（還有妻子們）的壓制，不是冷漠，而是殘暴，但民眾對這些母親之哭天搶地的沉默，恰是那殘暴下面的冷漠鋪墊。
很久以來，我都把冷漠歸為一種無奈，或時髦之謂曰「犬儒」，因為無人可以指責老百姓的沉默，更何況老百姓曾走上街頭聲援過八九學運，一場血肉橫飛之後，你還能說什麼？無疑，老百姓上街才叫鄧小平動了殺機，共產黨其實只怕老百姓，但他們不怕沉默的老百姓，甚至他們很樂意把老百姓都訓練成他們的「西方敵人」的廉價勞動力。
十五年了，大家眼睜睜地看著母親們的掙扎，卻還是沉默，於是這沉默就變成了一個成語，叫「熟視無睹」，所謂「熟視不睹泰山之形」，通俗地說，就是看慣了，只當沒有看見。
此意一絲不差地對應了英語裡頭的那個詞：indifference，不感興趣，冷漠。我忽然覺得，母親們把嗓子都喊啞了、眼睛都要哭瞎了，毋寧她們是在喊叫這冷漠？
毋寧，八九六四長安街血跡未乾時，徐玨七七四十九天身披白色衣裙騎車巡弋長街還是在宣洩悲痛，那末九七年忌日她一身黑色穿戴，自行車把左右兩側懸掛輓聯，緩緩穿越長街去八寶山，無疑是在昭告天下，而警車摩托便在她與圍觀者之間築起一道隔離牆……只要冷漠還在延續，政府決計不會理睬這些寡母孤女的。她們對此太清楚了，她們因而拼死也要發出聲音，這聲音是衝著沉默大眾的。由此，我們便看到了「冷漠」的真相。
威塞爾（Elie Wiesel）就是到柯林頓的白宮裡去嘮叨這一條，「冷漠的危險」（the Perils of Infifference），一個著名的演講。
他回述五十四年前，一個猶太男孩在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看到前來解救的美國大兵，他還聽不懂英語，卻看懂了士兵們的眼神，那裡面的憤怒和同情，令男孩永生難忘，他說千年之末回望二十世紀的暴戾、荒誕，就是因為沒了這種憤怒和同情，只剩冷漠。
他發表這個演講時，正值耶路撒冷頻傳自殺炸彈，我記得電視晨間新聞里人肉炸彈不斷，心想，一天沒有新鮮感就難受的美國人是何觀感？大概早就聽膩了，見怪不怪，所以冷漠常常不是故意的，而是一種麻木，但威塞爾怕的就是這一條。
差不多在同一時期，此類悲劇從中東版本覆制為中國版本，猶太人換成「法輪功」修煉者，人肉炸彈換成中國警察，而全世界的看客換成中國看客，政府嗜血式地鎮壓修煉者們，其瘋狂隨著民眾的冷漠程度而升級，演出權力無限泛濫的一幕。但中國曉得威塞爾那篇講詞的人，大概寥寥無幾。
威塞爾說得透澈卻是欲哭無淚：
『什麼造成了冷漠？冷漠不可避免的後果又是什麼？冷漠是不是一門哲學？我們能信奉這門哲學嗎？有沒有可能將冷漠作為優點？當身邊的世界歷經慘痛的巨變之時，為了保持清醒的頭腦、正常的生活、享受佳肴與美酒，是否有時冷漠也是一種必須？理所當然，冷漠也頗具吸引力，甚至可以說十分誘人。對犧牲者視而不見確是容易得多了。避免對工作、夢想與希望的粗暴打攪也使我們輕鬆很多。畢竟，陷於別人的痛苦與絕望中非常尷尬、也很麻煩。然而，在那些冷漠的人心中，他（她）的鄰居不占任何分量，因此，旁人的生命沒有絲毫意義，他們潛在的、甚至是清晰可辨的痛苦都引不起任何興趣。冷漠使別人變得抽象。』
以威塞爾的諾貝爾獎得主身份來說這些重話，形同一次文明的宣言。冷漠，照英文的含義有「喜新厭舊」之義，則它便近似天性，文明乃是同人類的惰性作拉鋸。喜新厭舊就是遺忘，猶太人以拒絕遺忘來改變他們在這世上的命運，Holocaust（滅絕）之後五十年來，他們見證屠殺見證歷史，成效卓著，但一出五十年，人類的忘性又占了上風，所以猶太精英們憂心忡忡。
再說，世界上的人們是否真的接受他們這份文明遺產？現在可以看到俄羅斯人熬出七十年馬列劫數後，承接了猶太人的這份遺產，在《古拉格群島》中索忍尼辛記錄了他自己的集中營經歷和２２７個難友的口述、回憶和書信，後繼者繼續尋找史達林暴政下的受難者，出版了燒錄１３０萬人名字和簡歷的光碟。中國的「天安門母親」群體，可能是迄今第一次與歷史同步做出見證的受難者，丁子霖的第一份六四受難者名單，包括９６位死難者、４９位傷殘者，１９９４年６月１日在香港出版，距離大屠殺不過五年。
丁子霖在這第一份受難者名單的序言中寫道：
『我不能眼看著那些與我同命運者的苦難熟視無睹！在這個充滿著自私、勢利、冷漠的世界上，他們正承受著失去親人而無人過問、無處訴說的痛苦煎熬。他們成了被社會所遺忘甚至被遺棄的一群。面對這樣一個嚴酷的現實，別人可以合上眼睛，閉上咀巴，我卻不能。』
她和難友們無意間替中國文化承接了一份珍貴的文明遺產。中國文明沒有見證的傳統，殺戮、流血、崩潰，都是周而覆始，兩千年走不出中世紀。距丁子霖喪子並不久遠的文革1968年，一個母親還要向政府繳納槍殺她女兒的五分錢子彈費，這比中世紀還要野蠻，林昭死的時候，中國人只懂得恐懼，她的媽媽許憲民惟有在黑暗中昏厥。自天安門母親開始，中華民族不再對屠殺沉默了，這個代價就是蔣捷連、王楠等那樣年輕的生命。母親們獻出了兒子才換來這樣的文明覺醒。
追光者 Pulse HK
臉書2026-2-6
現於美國生活的中國著名維權人士陳光誠，被王志安於YouTube公開質疑他是否真正盲人，或者失明至什麼程度，認為王涉嫌對他作出造謠及誹謗行為，已向日本法院正式提出名譽侵權訴訟，要求賠償3.3億日元（約1643萬港元），案件下周二開審。
陳光誠提供給本台的資料指，他已於去年年底向東京地方法院入稟，已獲法院正式受理。陳光誠指出，王志安於去年8月中在其YouTube頻道發布一段題為《陳光誠到底是不是個盲人？》的影片，片長約53分鐘。陳認為，該影片透過拼接片段、選擇性引用及概念偷換等方式，否定他是失明人士的基本事實，並進一步質疑其人格、誠信以及多年公共行動的正當性。
而該影片至今累計觀看次數超過48萬人次，並獲得逾5000個贊好及2500多條留言，亦在華語網絡廣泛流傳。陳光誠強調，事件並非一般意義上的觀點分歧或價值判斷，而是涉及可被醫學驗證的個人客觀事實，卻被失實陳述，並作出一連串推導性指控，已超出言論自由的合理界線，對其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構成持續損害，應依法承擔法律責任。
｜1歲患眼無錢醫治致盲
陳光誠重申，提起訴訟並非針對不同政治立場或批評意見本身，認為公共討論應清楚區分事實陳述與價值判斷，而涉及個人身體狀況及殘障事實的虛假指控，具有高度侮辱性及放大效應，容易造成長期傷害。
71年於山東出生的陳光誠，1歲時患有眼疾，但因家貧未有就醫而導致失明。他大學畢後逐漸投身中國維權運動，被稱為「赤腳律師」，到2006年因揭發臨沂市非法墮胎而被捕入獄，放監後仍然被軟禁；2012年他與家人逃離家鄉，進入北京的美國駐華大使館，之後獲安排抵達美國，事件引中美的外交風波，到2021年陳光誠成功入籍成為美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