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國崛起」，你在世界的各種角落都可以感受到，所以這一二十年，可謂一個「暗世煙濛」之期，假如延伸一下，其實二次大戰以降，中國抗戰八年，竟引來蘇俄輸入的一個「共禍」，這筆糊塗帳，至今沒有釐清，而中國人已經付出了上人億死亡的天價；林昭死的時候，中國人只懂得恐懼，1968年她母親許憲民還要向政府繳納槍殺她的五分錢子彈費；自天安門母親開始，中華民族不再對屠殺沉默了，這個代價就是蔣連捷、王楠等那樣年輕的生命；可是母親們獻出了兒子，換來這個民族的文明覺醒嗎？】
一、「蜘蛛盲俠」
陳光誠仿佛一個使者，由被殺掉的那四億嬰兒派回到這個世界來，「他仍然用歡樂的聲音、用耐心和愛心來回報這個世界」，因為他們要他來搭救那些已經和將要落胎母親子宮的弟弟妹妹們；由此他便一個人跟一個政權抗爭，由此也引來全國網友一波又一波「探訪東師古村」，使沂蒙山區孟良崮附近、地處京滬高速與國道二○五之間的這個小村子，一夜聞名於世；由此，也引來了「中共的戴笠」—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親赴臨沂部署「九○五」專案，監控陳光誠、圍堵探訪人員；由於這麼高的位階，直接染指對一個小村莊的鎮壓，當局用於陳光誠一家的維穩費，從二○○八年的三千多萬攀升到二○一一年的六千萬，到二○一二年累計已達兩個億。
中國計劃生育殺掉了四億嬰兒，他們竟派了一個使者回到這個世界，還是個盲人。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日盲人陳光誠獨自逃出東師古村那一幕，我當時趴在網上看得驚心動魄，「陳光誠隻身一共翻過八道牆，十幾條隴，十九個小時內跌倒了幾百次，才最後過了一條小溪，逃出了他的村子」——我甚至相信是上帝救了他，後來證實，他逃亡時，正在洛杉磯長灘的達賴喇嘛曾為他祈福。
中國人甚至模仿兩千年的一句成語「盲人摸象」，創造了一句新成語「盲人翻牆」，從中你可以感覺到中國民間的巨大的、前所未有的興奮和激動。二○一二年春陳光誠滯留中國的不安全感，像感冒一樣傳染了整個中國，變成一種推特的、臉書的、甚至整個網絡的不安全感，並且從對中共的不信任，轉化到對美國的不信任——美國務卿希拉蕊猶豫，保不保護已進入美國駐華大使館的那個盲人。這種現象從前沒有出現過，甚至在八九屠殺前中國人是譴責方勵之「逃進美國大使館」、「背叛」學生運動，自「八九」以來，中國這種民間情緒，何時徹底改變了？
由此，陳光誠終於讓「中國人」進入西方主流社會，卻是以一個反共的、異議的、流亡的符號，登上講壇。在中國反體制異議史上，我找到一個序列：頭一個是文革之後站出來反對鄧小平的魏京生，第二個是八九學運群體，第三個就是陳光誠，還因為一個盲人也可以對抗如此龐大殘暴的中共專制，而西方文化是英雄崇拜，在陳光誠身上看到英雄氣質，他在中國被稱為「蜘蛛盲俠」，對應好萊塢創造的那個螢幕英雄「蜘蛛人」，而飾演「蝙蝠俠」的好萊塢影星克里斯汀•貝爾曾去師古村看望陳光誠，遭到粗暴阻攔。
這個「東師古」，是中共「計劃生育」惡政的一塊樣本。中國政府宣稱，從一九七九年到二○一五年，「一胎化」政策減少了四億新生嬰兒—也就是說，這個政策殺掉了四億嬰兒，還導致了人口老齡化和男女比例嚴重失調兩大問題：
二十年後中國將出現四億多老無所養的老人；
二十年後中國將出現四千多萬壯年光棍。
這是一個比文革還要暴虐的時代，中國人，尤其是十億以上的農民，血腥土改、高徵購搜糧捆綁、大饑荒人吃人、文革清隊血淋淋，他們都沒敢怎麼樣，只有「一胎化」，讓他們跟這個政權結了仇，他們說：計劃生育叫我們斷子絕孫啊！
魯迅在「五四」時代喊過一聲「救救孩子」，晚清有「棄嬰塔」，然而中國自近代以來，從來沒有好過，則是更大的一個背景，令我們吃驚的是，黑暗時代出現的一位英雄，竟然是一個盲人，「陳光誠仿佛一個使者，由被殺掉的那四億嬰兒派回到這個世界來，』『他仍然用歡樂的聲音、用耐心和愛心來回報這個世界』，因為他們要他來搭救那些已經和將要落胎母親子宮的弟弟妹妹們；由此他便一個人跟一個政權抗爭，由此也引來全國網友一波又一波『探訪東師古村』，使沂蒙山區孟良崮附近、地處京滬高速與國道二○五之間的這個小村子，一夜聞名於世；由此，也引來了『中共的戴笠』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親赴臨沂部署『九○五』專案，監控陳光誠、圍堵探訪人員；由於這麼高的位階，直接染指對一個小村莊的鎮壓，當局用於陳光誠一家的維穩費，從二○○八年的三千多萬攀升到二○一一年的六千萬，到二○一二年累計已達兩個億。
他令我想起顧城的一句詩：「黑夜給了我一雙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陳光誠令我們所有看得見的人們慚愧。
二、血禍
舞文弄墨可以拓展「社會空間」，也許是所謂「後極權」的一種錯覺。東歐社會的歷史經驗，為這個向度提供了豐富的想像空間，也包括哈維爾的「無權者的權力」，但是最近這二十年，可能恰是中國專制者要向世界證明：「無權者」就是一絲權力都不會有的，「後極權」跟極權一樣強大。
他們是一群工程師，不跟你玩什麼「前」、「後」的文字遊戲，那是鄧小平對「姓資姓社」不感興趣的一種新發展。倒是高耀潔揭露河南愛滋血禍，茲事體大，且涉及兩位中央級官員，就是「十一」皆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李長春、李克強，因此就要追殺到底。
二○○九年歲尾，高耀潔醫生由傅希秋牧師陪同，從德州米德蘭來華盛頓D.C.，要到國會作證，揭露中國的「血禍」──那是又一個駭人聽聞的「中國奇蹟」：河南地方政府一九九二年把組織農民賣血當成第三產業，稱河南有將近一億人口，百分之八十在農村，如果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賣血，他們一年就可以有幾億元的利潤，由此政府辦血站、政府的各個醫院辦血站，就是一個簡易的小房子，或者一台拖拉機，人就躺在血站里，變成了一台台造血機器，像一根根的管子一樣，他們把這些賣血的人就叫「管子」，其操作簡陋，把幾個人的血液混雜在一起，分離取走其中的血漿，再把的血液混雜在一起，分離取走其中的血漿，再把剩下的紅血球分成幾份輸回賣血者體內，由此為愛滋病毒提供了蔓延機會，只要一人帶菌，就會迅速蔓延，而整個九十年代參與過賣血的可能有將近一千萬人。這場「血禍」被高耀潔醫生等幾個有心人察覺揭露，立刻遭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殘酷麼是不可能的呢？
誰救了陳光誠，竟在中文圈子裡引起口水仗，而大家都不知道一位關鍵中國人，美國德州「米德蘭」，有個中國異議者的麥加，有一位傅希秋牧師，至今還在中文視野之外。此前已有許多消息說，高智晟律師的妻子兒女、郭飛雄律師的妻子、鄭恩寵律師的女兒等等，均被傅牧師營救出國，而郭飛雄至今系獄，高智晟下落不明也很久了。
從中可以看到一種民間的秘密合作—基督教、法輪功、人道工作者、律師，大概還有記者等等，只不過是在營救層面，很像當年「六四」鎮壓之後香港的「黃雀行動」這種「合作」，並不是在拓展中國的「民間社會」、灰色地帶、有限的「透氣空間」，而是在一場纏鬥之後，將隕落沙場的異議者們遺下的妻兒老小，救出絕境。
曾幾何時，中國非體制的民間力量，落到今天這般境地？國內情形，大概下一步是嚴冬了。體制的肆無忌憚，不在於它有多麼強大，而在於沒有一絲製約的力量和機制，國人也會更加向這個體制低頭。有辦法的都在逃，傅希秋他們在拼命地救人⋯⋯。
三、中國人想推翻中共嗎？
春天一直暖和不起來，偶爾還會冷到十幾度，要開暖氣，所以春作一樣都沒去做。世間爆出的大新聞是山東盲人陳光誠逃進美國大使館，顯示「政法沙皇」周永康的那個維穩體制已經無用，因為從上到下的人員皆靠金錢餵養，而「維穩」的恐嚇功能一旦失效，接下來是「上街」還是崩潰？
初夏，王丹的「青年中國」在華盛頓DC聚會，我帶上傅莉趕去，兩天的台菜、燒烤、華盛頓故居、「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集會，行程緊湊，我都將傅莉留在旅館裡，靠一隻手機聯絡，而她根本不會用它；午餐吃我備好的，晚餐等我捎回去給她，她安之若素，無一句怨言。
聚會眾人則討論變局，受過西方政治學訓練的幾位，比較各國轉型，皆言在中國這個政權，只要人們一上街就垮掉，但是「上街」機制很曖昧，看不清楚，這種社會心理亦非研究所能窺得，只能等待，所以在「社會對決」之前，任何「圓桌會議」（政治協商）都不可能，而制憲和選舉都是更晚一步的事情。
最後一晚聊天，就陳光誠出逃發生爭辯，在一個是最老牌的異議分子，與一個是最銳利的七零後之間，焦點則是異議者獲得民間擁戴，還有沒有權利選擇自身安危而撤離，不過是在重複方勵之的困境，陳光誠不願留在中國充當中美協議的承擔著，一如當年方勵之不願擔當「中國的薩哈羅夫」，皆是無可奈何的。
歸途中接李曉蓉電話，又去順道會她，談起此行種種，她卻一言以蔽之：美國人都認為，中國人並不想推翻中共，這跟阿拉伯世界一比就很清楚：伊斯蘭世界跟西方對立，有信仰與利益的雙重衝突，西方人從來不認為阿拉伯會發生民主運動，結果中東茉莉花革命突起，卻一下子推翻四個政權（突尼西亞、埃及、葉門、利比亞），全在意料之外；中國自八九後不再有民主意願，所以鄧小平說經濟搞上了，大家就會忘掉天安門，是看中的。
三、中國遭遇「共禍」是偶然的嗎？
六月中旬以來美國東岸進入酷夏，白天室外均華氏一百度以上，據說是一百零八年未有的高溫，一天蒸熱下來，本來冷爽的地下室也進八十度，至月底瀕臨大西洋各州晚間皆遭強烈暴風雨襲擊，大面積停電，又正值熱浪滾滾。一個雷鳴閃電的晚上，我在電話上跟普林斯頓的余英時先生聊北京正發生的薄熙來案，其間有許多隱而不顯的因素，中共亦非舊日毛鄧的結構和模式，尤以「太子黨」最為叵測，無人知其盤根錯節和染指軍權的深度，所以變數叢生，又傳北京百般搜索證據以證實薄曾欲離婚之意圖，我推測胡溫可能追究谷開來而從輕發落薄熙來，當時情形胡溫尚未擺平周永康，坊間謠言紛起，倘若薄獲解脫，則習接班成懸案，這個政權分裂了，十八大開不成了，倒是好事，但是余英時斬釘截鐵說：「這是不可能的，中共要整人就整死，從來沒有你說的從輕發落的做法，尤其薄案事關習近平的接班，非同小可。」十年之內習近平大國崛起、顢頇撒潑，余先生當年窺視歷史洞若觀火，從海外看大陸，撇開瑣碎，直刺本質，料事如神。
那個夏天的另一感慨，是讀芭芭拉•塔奇曼的《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她獨闢蹊徑詮釋中國遭遇「共禍」，其偶然性竟在蔣介石的自尊心，不堪史迪威之霸凌，顯示人事關係和人的性格有時候成為歷史造因，超越更宏觀與決定性的形勢和力量對比，史蔣二人便是生動一例。他們關係的崩解，使羅斯福失去寄望中國（國民黨）成為美國戰勝日本的輔助力量（主要是陪美國消耗兵力），轉而在雅爾達請史達林出兵中國東北，此一念之差，成為國民黨失去大陸的決定瞬間，蘇軍占領東北，毛澤東派林彪出兵關外，又獲得蘇聯巨大軍援，國民黨就輸定了。西方制度文化下人皆率性，性格畢露，其被制度糾正多少，亦是迷濛之處，若論蔣史公案，則中美制度文化原是南轅北轍，兩人性格缺點皆被放大，又令兩種制度的缺點亦被放大，此為毛澤東梟雄得逞之訣竅也，這個潑皮打敗美蔣，便成就其「奇理斯瑪」神話，又折服黨內競爭者，構建絕對權威，便是中共六十年荒謬之由來。所以一個「醋性子喬」（Vinegar Joe）的壞脾氣，亦成中國十幾億人一個世紀苦難的偶然造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