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飯圈文化中的應援打Call（押し活）相得益彰的，是現代SNS世界中的瀏覽量創富邏輯。大量的圖文內容、視頻內容被生產出來，瀏覽量越多收益越大，而只要有一台智慧型手機，打開手機攝影頭就可以零成本生產情緒化的內容，點擊發布按鈕就可以零成本地傳播勾人心弦的影像，傳統媒體的內容進入到這樣的內容池裡，就像不會跳舞的中學生誤入大學生舞會一樣被擠來擠去，不被待見。2011年的時候，日本智能終端用戶只有955萬，日本推特（X）的月活人數只有670萬。而到了2024年，日本的智能終端數已經突破2億2千萬，推特（X）的月活人數整整增長了10倍，達到6700萬。同一時期YouTube的月活也超過7000萬，而2024年日本的總人口只有1億2400萬，整個社會的信息傳播與接受方式早已天翻地覆，這種革命式的變化帶來的效應，也終於反映到政治選舉中。
在推特（X）上談論外國人不遵守日本法律或者習俗、外國人交通肇事，或者抨擊留學生擠占日本財政，這樣的帖子可以輕鬆帶來超過百萬的瀏覽量，而認真討論更重要社會議題（經濟、財政、稅收、利率等）的內容確法乏人問津。生產與傳播聳人聽聞的內容幾乎沒有成本，然後它帶來的流量可以為始作俑者帶來豐厚收益的時候，可以想像輿論場、以及人們的認知會被歪曲帶偏成什麼樣子。前一段時間，人們發現在日本最大的自由業匹配平台CrowdWorks上有人在招募製作「嫌中」視頻的工作，總計有14個這樣的招募，數據顯示有30餘人完成了相關契約工作。至於是誰以什麼樣的目的在製作這樣的視頻，外人無從知曉，但是情緒和生意相結合時，理性就被淹沒了。
這個時候，公金作弊議員無所謂，統一教會扯不清理還亂的關係無所謂，沒有物價飛漲對策無所謂，財政紀律鬆弛帶來日元貶值無所謂，總之在沒有對一個一個具體的政策議題，進行任何有效的討論—可以說是幾乎沒有討論—的情況下，人們像過節一樣喊著「高市、高市」，然後將選票投給了自民黨候選人。這種情緒驅動（emotion-driven）而非議題驅動（issue-driven）的投票行為，著實讓人不安。
看見很多人（包括學者在內）說，這次選舉結果反映了日本民主或者日本選民的「劣化」。筆者覺得這個帽子扣得過於道德高地，也有失偏頗。我們需要直面的是技術帶來的信息傳播、擴散手段的劇烈變化，以及年輕人對於公共事務（比如選舉）的體感變化。此次眾議院選舉，首次參選的「團隊未來」，在只有2085名黨員的情況下，居然有11位候選人當選。他們的黨首也是著名的AI工程師、Youtuber安野貴博說，民主制度是在完全沒有網際網路、沒有SNS的環境中被建立起來的，但是時代已經變了。他希望傳統政黨正視媒體與輿論環境的劇烈變遷，在新環境下從事政治工作。
當然類似的現象不光出現在日本，最近中國著名的意見領袖羅翔老師，清空了所有的微博，然後在B站發布了一個短視頻，談及「當前的傳播規律是一個『後真相時代』，人們不關心真相，更關注情緒的滿足，在這個時代共同的客觀真理標準已經消失」「當我們放棄真理的時候，我們就把權力讓給了那些擁有財富和魅力、創造奇觀來取代真理的人」。這段言論可能可以解釋羅翔清空微博的初衷——因為他自己發布的微博內容的解釋權，在這個時代已經被擁有智能終端的觀眾們搶走了。
羅翔談論「後真相時代」
淤塞感、變革志向與中國因素
必須強調的是，對高市的支持是遍及全年齡層的，而不是局限於某個群體。這種普遍的支持背後，離不開「失去的三十年」的淤塞感，以及日本國民希望跳出這種沉悶溫吞，而產生的強烈的變革志向。同時還不能忽視中國給高市政權極限施壓帶來的反彈效果。
90年泡沫破裂，日本陷入長期通縮，之後又跟隨西方世界經歷了03年的網際網路泡沫破裂和08年的黎曼危機，事實上2011年的311大地震又繼續給日本社會以重創。民主黨政權在2012年的選舉中慘敗，安倍晉三率領自民黨第二次執政，開始推行「安倍經濟學」，日本經濟逐漸從谷底向上攀爬，一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
日經指數近四十年來的走勢
疫情帶來的供應鏈紊亂和重組，再加上西方的去風險化，這些都迅速推高了極度依賴進口的日本的通脹水平。安倍經濟學的長期量化寬鬆的負面效果，也在這個時候集中爆發，日元開始迅速貶值，東京的房價更是在短短三四年內翻了一到兩倍。依筆者的個人觀察，日本國民的「性情大變」也是發生在這一時期。
其中，特別明顯的是自由主義的、全球化的、進步的各種言說與敘事，迅速失去市場與空間。社會集聚了巨大的期待改變的勢能。而高市首相的橫空出世，讓這種勢能噴薄爆發出來。她承載了人們對於改變的巨大期待，人們蜂擁著把票投給她領導下的自民黨，就相當於在說：請帶領我們走出這沉悶的隧道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