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在當前的華文媒體環境中，新聞記者的職業風險已成為常態。無論在中國體制內外，採訪與發表的界線不斷收窄，公共議題的討論空間也在縮小。這一變化不僅體現在法律條文中，也滲透到新聞日常的每一個環節。
近年來，中國新聞從業者面臨的壓力明顯加劇。多地記者在報導群體事件或地方財政困境時，被要求刪改內容或交出採訪資料；地方宣傳部門對新聞導向的審核持續強化，一線記者多以自我審查維持生存。網絡監管機構亦加大對新聞平台與自媒體帳號的實時監控，涉及社會議題的報導往往被要求「先審後發」。
每年11月8日是中國記者節。表面上仍是對新聞行業的禮讚節日，實際上，它更像是一場集體的沉默時刻，提醒人們，記錄現實與被抹除之間的界線，正在變得模糊。
基於工作考量，並與《田間》討論後，小紅、潘虹、應平、Ｕ、Ｎ等受訪者採用化名，另有海外媒體觀察人士與學者不具名受訪。
被消失的新聞報導
在2025年的中國記者節前夕，《中國數字時代》（China Digital Times）網站於11月7日刊登李微敖的撰文〈記者的工作，絕不是「等通知」、「看通報」——我的第23個中國記者節〉。文章提到，作者在2024至2025年間共發表43篇新聞報導，其中有十篇在發表後短時間內被刪除或下架，部分稿件僅存活數小時。「被消失」的內容多涉及官員貪腐、國企內部調查、性侵醜聞與宗教人物受查等社會敏感議題。文章指出，新聞審查已不僅是編輯程序的一部分，而成為決定報導命運的核心力量。
該文進一步披露，這種「43篇中消失十篇」的現象顯示審查強度加劇，也反映出記者在真實與制度邊界之間的掙扎。對體制內媒體而言，具有公共監督性的報導往往被視為越界；而對體制外記者而言，發表本身即是一場賭注。當真實被迅速抹去，新聞風險成為日常。2025年的中國記者節因此格外沉重——真相的存在，往往比發表更短暫。《田間》在中國各大社交平台無法找到上述文章，一位從事新聞工作的友人表示，這類文章即使發表，很快會被網管刪帖。
審查的方式已不再只是刪稿，而是透過層層問責與制度懲戒，使記者在心理上自我約束。
受訪的北京媒體工作者王妙玲近期對《田間》表示，現場採訪已成為高風險行為。「有些地區的警察直接出現在新聞現場，看到鏡頭就要求刪除影像，問你是哪個單位。」她說，這樣的干預早已成為常態，許多記者出發前就要先評估「能否安全返回」。
她指出，李微敖文章中提到的「被消失的報導」並不罕見，而是新聞環境的一面鏡子。「記者現在最怕的，不是寫錯，而是寫對了卻不能發。這樣的狀況讓許多人乾脆不再問問題，也不再記錄現實，不能發的就給外媒朋友。」
北京傳媒研究學者趙仁毅對《田間》表示，王妙玲的經歷反映出當下新聞環境的結構性變化。「在中國，審查的方式已不再只是刪稿，而是透過層層問責與制度懲戒，使記者在心理上自我約束。」他說，許多年輕記者在入行初期仍有理想，但很快就學會如何避開風險。「當記者節成為一個祝福『平安』的日子，而不是表彰專業的時刻，新聞自由的意義就被改寫了。」
制度化的新聞審查
另一位在《新京報》任職的記者小紅對《田間》披露，許多新聞機構已不再鼓勵調查報導。「2024年7月，調查記者韓福濤和另外兩名記者聯合調查的油罐車運輸食品稿子發出去後，上面很不高興。現在所有類似報導都要層層報批。我們都知道哪些題材不能碰，碰了也發不出去。現在接到投訴，有證據也不寫。」
2024年7月2日，《新京報》刊出韓福濤等人完成的報導，揭露部分油罐車在未清洗油罐的情況下混運大豆油。報導刊出後引起社會關注，官方隨即介入調查。然而，隨著輿論發酵，韓福濤的微博帳號突然消失，搜尋顯示「用戶不存在」。不少網民留言關切其人身安全，並質疑平台封號的理由。
2024年7月，《新京報》發布油罐車裝運食用油的調查報導。（翻攝《新京報》網站）
在新聞採訪現場壓力之外，制度層面的審核亦同步收緊。中國的新聞審查制度早已形成完整體系，並在十年間逐步下沈至地方層面。對當地記者而言，風險的來源不僅在於採訪現場的可見障礙，更在於信息審查與自我審查的雙重壓力。許多公共事件的報導被壓縮成統一口徑的「通報」，媒體在這種結構下逐漸失去現場與獨立調查的功能。體制內記者需面對「考核指標」與「刪稿風險」的拉扯；體制外寫作者則被邊緣化，發表渠道日益收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