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年資訊透明度下降的情況下，媒體對事實的完整呈現往往取決於記者個人的勇氣與運氣。北京資深媒體人應平告訴《田間》，新聞審查干擾使調查記者人數在過去十多年急劇減少。「在當下新聞界，調查記者的數量已從高峰時期的上千人銳減至只剩幾十人，主要集中在北上廣深等超一線城市。二線城市媒體的調查記者，多數已轉行或者拉廣告，做自媒體。」他回憶，2008年三鹿事件曝光當天，報社即接到宣傳部電話要求追查調查記者簡光洲，「那時還能發調查報導，現在誰敢再碰揭露性報導？」
2008年9月，當時的上海《東方早報》記者簡光洲揭露，許多食用石家莊三鹿集團奶粉的嬰兒有腎結石病症，之後該品牌奶粉被驗出有化學工業原料三聚氰胺，成為當時受關注的「毒奶粉事件」。另外，《東方早報》為上海報業集團旗下日報，已於2017年1月1日停刊，而上海報業集團直屬中共上海市委員會。
政治審查讓報導變高風險工作
政治審核的體制性程序已成為報社承受新聞風險的一部分。五位曾在《光明日報》、《人民日報》等官媒任職的資深記者對《田間》表示，近十年凡涉及地方債務、城中村改造、企業裁員與金融風險的題材，均須報上級宣傳部門批准後方可刊發。「鑑於審批程序繁複，現在多數編輯乾脆放棄這類報導。宣傳部門一通電話打過來，不讓寫就不能寫。30年前的『三七開』（三分過、七分功）原則，如今已變成『一九開』（一分過、九分功）。」這些資深記者基於安全考量，選擇不具名受訪。
對我們的審查不只是內容，而是忠誠度。
前《光明日報》記者潘虹透露：「《光明日報》更不能發表所謂負能量的稿子，一篇都不行。許多年輕記者是體制內局級官員子女，不用打招呼，他們的稿子幾乎都是讚美內容，早已失去記者的基本職責。」
她說，在中央級黨媒中，審查的核心已從內容轉向忠誠度。「《光明日報》歸中宣部代管，中宣部部長可直接致電社長或總編輯。對我們的審查不只是內容，而是忠誠度。」
部分報社為規避風險，索性停止對經濟與社會議題的深入調查，轉而以相互轉載官方稿件或宣傳稿取代。一名曾在南方城市報社任職的採編人員劉浩對《田間》說：「我們以前會報地方官員貪腐或環保污染，現在這類新聞一律要走省里規定的報批程序，多半被擱置。許多記者轉向企業公關或商業傳媒，新聞變成一份危險職業。」
外國駐華記者對中國新聞環境也發出抱怨，認為那是一個充滿採訪風險的社會。常駐中國的外國媒體記者Ｕ告訴《田間》，他曾被有關部門官員「打招呼」，如果發表不利於中國政府的新聞，那麼他在北京的簽證到期後，很難續簽。Ｕ還說：「中國記者報導受審查，我們外國記者也不能發那些『敏感』新聞。即便我們在國外的同事發稿，這筆帳最終也會算到我們頭上。」
在中國，專業記者必須持有由國家新聞出版署核發的新聞記者證。（翻攝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網站）
專攻新聞自由與數字控制研究的學者汪海濤接受《田間》採訪時表示，新聞審查制度越嚴，記者的採訪風險也就越大。「我不久前與浙江電視台一些前調查記者談過這個話題。現在的電視台記者比過去更謹慎，畫面里不能出現警察執勤時沒戴帽子的鏡頭，也不能拍到與路人拉扯的場面，甚至背景音樂都不可以用港台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