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三個人的名單，其中一個蔣式瑆是誰呢？御史。
根據記載，1904年初，蔣式瑆上奏彈劾軍機大臣、慶親王奕劻貪污腐敗，雖然這件事不了了之，慈禧留中不發，但奕劻掌握到了關鍵證據，時刻決定要搞下蔣式瑆。
偏偏此時蔣式瑆給商部上了奏摺。
商部此時的一把手尚書是誰？載振。奕劻的兒子。
這就有趣了。蔣式瑆一邊告了老子，一邊向兒子所管轄的部門請託。
那答案只有一個，蔣式瑆在商部有其它靠山。
這個靠山是誰呢？
我們發現，此時的商部左侍郎是陳璧，商部右侍郎是顧肇新，此外領導層還有左丞唐文治。
陳璧是袁世凱的鐵桿，後來還因為和袁世凱走動過密被載灃革職。
顧肇新、唐文治是恭親王奕訢時期的總理衙門章京。唐文治還是後來的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的校長。
更有趣的是，商部曾經有一位左丞，如今正好高升去了軍機處。
此人就是袁世凱鐵桿中的鐵桿，徐世昌。
說到這裡其實很明顯能看出來了，從最一開始華商電燈公司就是以袁世凱為核心的群體的產物，名義上是民間資本，實際上依舊是個殼。
而袁世凱是誰，我想不用做任何介紹。
袁世凱和戒台寺的關係呢？
戒台寺里唯一沒有落款名字的牌匾，選佛場，就是由袁世凱書寫的。
沒有落款，是因為袁世凱爭議太大。
沒有落款卻依舊將他書寫的匾額放上去，是因為袁世凱影響太大。
至少在戒台寺，袁世凱的影響還是極大的。
於是在我們的洋務戒台寺拼圖裡，又多了一層。
洋務1代：恭親王、李鴻章。
洋務1.5代：袁世凱。
在這樣一個傳承有序的流程里，我們會很快看到更多熟悉的面孔登場。
話題先回到華商公司。
清廷給了華商公司什麼優渥條件呢？
1，免除關稅特權，豁免華商電燈公司購買機器的全部稅金。
2，授予華商電燈公司在北京城內的獨占經營權，營業區域為京城內外。
於是1906年，位於北京前門的電廠正式建成，北京城除了皇城和外國使館外，其它地方也可以逐步使用上電力。
但問題接踵而至。十年後，也就是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時期，由於老舊城區廠址街巷狹窄運煤困難、城區水源不足無法冷卻機組、燃煤污染嚴重、產能極低，老舊電廠不堪重負。再加上北平城市擴張、商業繁榮、機構激增，因此用電需求暴漲。
更主要的是，一戰爆發了。
一戰爆發對電廠的直接影響是，原本設備大都進口於英國和德國，而一戰以後華商電燈公司從英德等國進口機械設備出現了問題，而且因為運輸成本大幅度增加，公司不得不調整電價，此舉又進一步引發了用戶的強烈不滿。
基於種種原因，1919年，華商公司決定申請換廠。
選址就選在了石景山。
此地毗鄰永定河，水源充足適配工業機組冷卻；背靠京西煤田，燃料就近可取；緊鄰京張鐵路幹線，煤炭運輸高效低成本。絕佳的地理優勢，讓石景山成為北平電力工業的唯一最優解。
又是一段看似順理成章的描述。
但很多時候事情辦得順理成章，不代表背後就一定順理成章。
注意時間節點，1919年。
五四運動那一年。
而華商是什麼時候申請的呢？向誰申請的呢？
終於回到本文開頭了，曹汝霖。
此時的曹汝霖，身處人生最洶湧的輿論風暴中心：全國學生罷課、商人罷市、民眾遊行，他的私宅被焚、名聲盡毀、千夫所指，朝堂內外彈劾文書堆積如山，民間輿論將其釘死在賣國賊的恥辱柱上，人身安全、政治前途、個人聲譽全部瀕臨崩塌。
在外人看來，此刻的他，理應惶惶不可終日、四處辯解、疲於保命，根本無心顧及任何政務與實業。
而他卻在敲定石景山發電廠落地、規劃京西煤電專屬供給體系。
那答案只有一個，這件事對曹汝霖來說非常重要。
因為曹汝霖知道，交通系是他的基本盤，也是他最重要的資產。
因為曹汝霖知道，在這場風波背後，恰恰就有人在覬覦交通系的資產。
因為曹汝霖知道，職位是虛的，利益是實的，他已經做好了被革職的判斷，那此時他要做的就是完成任上的最後一些工作。
從這裡我們能清楚看到，從袁世凱開始到曹汝霖，華商電力公司一直在押寶北洋系。
從這裡我們也能清楚看到，從恭親王開始到曹汝霖，戒台寺周邊地區也一直在北洋系手裡。
1919年五四運動，有好幾層背景。最直接的自然是外交主權爭議，但深層是北洋兩大派系的廝殺。
研究系和新交通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