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同年十月，布爾什維克通過武裝奪權推翻臨時政府，並沒有繼續推進民主革命，而是逐步建立共產黨一黨專政。布爾什維克的口號是「全部政權歸蘇維埃」，但實際結果不是把權力交給真正多元的蘇維埃民主，而是把權力集中到布爾什維克黨手中。⑥
1917年底舉行的全俄立憲會議選舉中，布爾什維克未能獲得多數。社會革命黨因得到廣大農民支持，取得優勢席位。按照民主原則，選舉結果應當受到尊重。然而，1918年1月，立憲會議召開不久後，即被布爾什維克以武力解散。
這一事件具有標誌性意義。選舉失敗後不承認選舉結果，以槍桿子解散代表民意的議會，意味著布爾什維克以黨權否定民權，以暴力否定人民主權。這是所謂「十月革命」具有反民主、反憲政性質的關鍵標誌。
此後，布爾什維克徹底拋棄民主法治，建立起黨國體制、秘密警察、紅色恐怖、思想審查、政治清洗和集中營體系。到了史達林時期，這一體制發展成高度極權化的恐怖統治，造成大規模政治鎮壓、饑荒、勞改營死亡、民族強制遷移和人權災難。
因此，從現代憲政民主和人權標準看，所謂「十月革命」並非真正意義上的進步革命，而是毀滅二月革命民主成果的反動行徑。它推翻臨時政府之後，沒有建立自由制度，反而建立更嚴密、更系統、更意識形態化的新專制。稱其為「十月反革命」，比稱其為「十月革命」更符合歷史本質。
五、中共革命是破壞中國憲政民主進程的反革命
中國近代本來已經多次打開通向憲政、共和、民主和法治的大門。
從清末預備立憲開始，中國已經逐步出現從皇權專制走向現代國家的可能。如果康有為、梁啓超等人的改良路線能夠成功，中國或許較早走上君主立憲道路。後來，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雖然民國初年政局動盪、軍閥割據、制度不穩，但中國畢竟結束了兩千多年皇帝制度，邁出了從皇權專制走向共和政治的重要一步。
國民革命軍北伐完成後，中國在形式上實現統一。如果沒有中共長期製造武裝割據和階級鬥爭，中國本有可能在國民政府領導下逐步推進國家建設、現代教育、市場經濟、憲政改革和法治秩序。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是在國民政府領導下，同美國等盟國合作，堅持長期抗戰，最終打敗日本侵略者，維護了中國作為戰勝國的國際地位。
然而，蘇聯因素深刻改變了中國歷史走向。蘇聯出兵東北雖然擊敗了日本關東軍，卻同時拆卸和破壞東北大量工業設備，並在客觀上為中共接收武器、擴大地盤和發動內戰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蘇聯的介入與中共的武裝擴張，使中國原本可能走向戰後重建和憲政轉型的道路被阻斷。
中共以「革命」名義奪取政權，實質上並不是推動中國走向自由、民主和法治，而是建立了一種比傳統專制更深入、更全面、更恐怖的現代極權統治。它以階級鬥爭為綱，把社會分裂為「人民」和「敵人」，用暴力重組國家、財產、社會和思想秩序。
土地改革摧毀了農村原有的社會結構，大批地主、富農及鄉村精英遭到殺戮和迫害。公私合營消滅了城市中的企業家階層和市場經濟基礎。反右運動鎮壓知識分子，使獨立思想和公共批評幾乎被徹底壓制。大躍進以荒唐的政治狂熱愚弄全國人民，根據虛假的「放衛星」產量強征農民的活命糧，破壞經濟、生態和社會基本秩序，並製造、加劇和延續人為大饑荒，造成數千萬農民非正常死亡。
關於大饑荒死亡人數，國內外研究估算差異很大，從一千多萬到四千多萬乃至更高均有不同說法。低於3000萬的數字顯然嚴重低估。根據廖伯康向楊尚昆的匯報，僅天府之國的四川省就餓死1250萬以上，餓死率大約18%，四川省滎經縣餓死率超過60%，我的老家四川省江北縣餓死率超過20%。楊繼繩估計約3600萬人死於饑荒，另有應出生而未出生的人口約4000萬，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總損失高達7600萬人（相當於全德國人口）；馮客估計非正常死亡至少4500萬人；曹樹基等研究也給出數千萬規模的死亡估算。無論採用哪一種估算，大躍進饑荒都是人類歷史上和平時期最嚴重的人為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