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任何專案組的專案對象，群眾組織提出批鬥，都必須由周恩來批准。周恩來對譚震林在"二月逆流"之前一直是保護有加。但是"二月逆流"之後，不少群眾組織提出"炮轟譚震林"，首先是3月14日，周恩來的聯絡員董楓在財貿聯絡委員會上傳達了周恩來的意見：譚震林的問題同志們認為要搞就搞，由大家定。5月份，農林口的造反派提出要批鬥譚震林。6月13日，周恩來指示可以批鬥譚震林。蒯大富被採訪時就陳述當年他們提出批鬥王光美後，先後請示戚本禹、江青、周恩來的過程，最後由周恩來通知他，中央批准這次批鬥，並用周的專車送王光美到清華接受批鬥。
周恩來在文革中多次誣陷薄一波是叛徒。不過，在薄一波因長期"監護"身體衰弱、危及生命時，周恩來指示將他送進醫院保護起來，救了他一命。以至後來薄一波說，如果沒有周的關懷，他也許早已被迫害死了。知情人講述，文革中被打倒的將帥能否入醫院治療，甚至是否可以開刀，都要經周親自批示。知情人亦講述了陳毅在治療上的失誤應由周恩來負責。可以說，相對於薄一波的幸運，周恩來製造了更多的不幸。
紅衛兵、造反派是周恩來抓叛徒的"鐵拳頭"
在調查的過程中，周恩來直接授權於紅衛兵可以進行調查取證，為其所主管的中央專案組服務。除此之外，周恩來對紅衛兵的行動給以高度評價，例如周恩來對於學生搞出安子文是黑幫的材料和瞿秋白是叛徒的證據就大為讚賞。而紅衛兵也在報紙上舉出證據來表明周恩來對他們的支持，並多次向周恩來致謝。天津南開大學八一八紅衛兵說："（1967）一月中旬，我們再次寫了《關於搞劉少奇大叛徒集團的請示和報告》送給周總理、謝副總理和中央文革，同時又交給戚本禹同志一部分材料。其後，周總理及戚本禹同志和其他中央首長給予我們極大的關懷，並不斷給作重要指示。當總理知道我們過去上報的材料被大叛徒陶鑄等壞蛋扣壓了的時候，中央文革、國務院聯合接待站和總理值班室轉達了總理的指示：'總理叫你們把材料交來。'"知情人講述南開大學紅衛兵組織"八一八"還寫信給周恩來要求得到指導，周恩來則寫回信表示大力支持和指點。
全國到處掀起的"揪叛徒"之風很難說與周恩來的這種鼓動和支持沒有關係。由群眾組織任意推倒中共組織對在白區工作過、被捕過的幹部作出的正確結論，重新審查，甚至刑訊逼供。而對於這種"揪叛徒"之風，現在都歸到康生一個人頭上。這是非常不公平的。
聶元梓在其回憶錄中專門寫了一小節來描述"周總理關於'揪叛徒'的批示"。聶元梓說："還有，我們參與揪叛徒，也是需要澄清的一件事。現在是只說，北大揪叛徒是因為康生寫了條子，是受康生指示；其實呢，康生的條子我不知道（筆者註：此說法與聶元梓在同一書另一處所寫的有矛盾），我們是有周總理的批示，周總理同意我們就有關叛徒線索進行調查活動。"
對此，周恩來的態度不是一般的欣賞。周恩來說："這次文化大革命紅衛兵小將查出一批叛徒，這是小將們的功勞，這是很大的收穫，我們向紅衛兵小將學習。"
在第一次揪彭德懷未果之後，周恩來直接指示紅衛兵把彭德懷從四川揪回北京。
在外交部，周恩來指示：要結合批判劉少奇，把外交部幹部的歷史問題查清。根據此指示，外交部造反派聯絡站成立了一個紅色尖兵四連（簡稱"紅四連"），專門負責抓叛徒。幹部司的審干處配合了此項工作，把其掌握的幹部材料提供給"紅四連"開展抓叛徒的運動。1967年9月，外交部原副部長章漢夫就被當作叛徒被拘捕審查。
專案組的證據與周恩來的指導
專案組的調查取證和定性是根據當時的需求，特別是可以隨意更改。例如蔣南翔在文革之初所犯的罪行就有反對劉少奇的工作，而周恩來在1970年11月1號談蔣南翔問題的時候又明確表示蔣南翔在文革前是極力吹捧劉少奇。周恩來在"七二○"事件之後為了表示對王力的特殊照顧和歡迎，特意告知早到北京上空的王力乘坐的專機盤旋以待周恩來專機先行降落，然後在機場組織歡迎王力的儀式，一如迎接英雄凱旋，但是後來周恩來卻表示王力是國民黨，他妻子是叛徒，而且扣上"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頭子的罪名。
中央專案組報告給毛澤東的材料是經過剪輯和精心選編的，作為負責向毛澤東匯報專案工作的周恩來，無疑是非常清楚這些材料的不真實性的。周恩來對下面專案組如何搜集證據和如何審訊應是知之甚詳的，因為每天專案組都把他們如何搜集證據等做成《動態情況反映》簡報報給周恩來等領導人。這些有眾多疑點而且是通過嚴刑拷打得來的供詞和證據，是不可以作為法律上的證據的，但是周恩來對此熟視無睹。例如在劉少奇專案中，面對如此破綻百出的所謂劉少奇歷史問題罪證材料，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周恩來傳》卻如此為周恩來開脫，說他"不清楚江青一夥有意製造偽證，不掌握真實情況而最終相信了專案組的報告"。按這樣的寫法，周恩來的判斷力也未免太低下了！以周恩來為首的陳伯達專案組給出的有關陳伯達罪行材料的證明，當時僅為一個普通工人的陳曉農（陳伯達之子）都看出其材料是經不起推敲的，何況周恩來！作為一度是毛澤東上級的周恩來，在"反反冒進"之後再也沒有在毛澤東面前直起過那根脊梁骨，對於毛要打倒的人，他總是可以遞上讓毛滿意的材料的。
高默波對此質疑評論道："周恩來在文革中是各個專案組，包括劉少奇專案組的總負責人。劉是在'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下被開除出黨的。從現在的觀點來看，這些罪名是可笑的。可在那個時候，問題不那麼簡單。劉少奇專案組花了很多時間和人力去收集指控劉少奇的證據。作為所有專案組的總負責人，對劉少奇調查的結論得先通過周恩來的批准才能報送毛澤東作最後首肯。據王年一說，送給毛澤東看的只有證明劉少奇有罪的'人證物證'，而證明劉少奇沒有罪的人證和物證卻沒有送給毛澤東看。為什麼沒送呢？周恩來不知道嗎？如果周恩來知道有反證材料而不送，那只有兩種可能性。一是周恩來相信劉少奇真犯了這些罪。另一種可能是，他不相信，但是他覺得毛澤東或是江青要栽贓劉少奇，他必須照毛澤東或是江青的意圖做。否則的話，周恩來可以有很多辦法來保護劉少奇。他可以把反證材料送給毛澤東。他也可以要求在專案組人員提出更可信的證據以前不下結論。他甚至可以用手續不全，證據不充份或方法不對頭為由把劉的專案調查停下來。他也可以直接跟毛說，劉少奇有路線錯誤可以打倒，但說他是叛徒，內奸和工賊是捏造。如果周恩來這麼做，他當然有冒犯毛澤東的危險。但不論從良心上來說還是從中共的利益來說這個風險都是應該冒的。"
周恩來還把成立專案權下放給造反派。1967年1月份奪權興起之後，周恩來曾經這樣說："黑材料要集中起來，搞個目錄，以後集中燒毀。處理材料問題還沒有一個好的典型，為黑材料爭論不休，費了不少精力。造反派在奪權以後，可以找幾個人成立專案處理，處理材料是極其複雜的，黑材料一定要封存起來，中央決定嘛！現在奪權中大的事情很多，不要陷入到這裡邊去，否則就成了文牘主義了，只有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有價值的材料才拿出來。不鑽在材料里把大方向轉移了。毛主席過去受打擊，現在事情都清楚，至於過去，誰說了什麼話，誰搞了什麼材料，主席才不管這些呢！大家不要陷在片紙隻字中，妨礙了大方向。雖然也不是不重要，弄幾個人搞專案，不要都陷在這裡，檔案不可沒有，不可太多。"周恩來此言為造反派搞專案提供了依據。周恩來在談及衛生部孫正專案的時候，指出：（1）孫正專案組的報告，要罪狀定實，不定實就不行，不落實就不行。罪狀的落實主要是看情節，例如叫嚷"無產階級司令部也可以炮打"，抓住這句話就可以鬥他。（2）定案，要說得准，很清楚。要穩准狠。劉少奇不過只抓了他三件大事。
周恩來所說的三件大事，就是指"叛徒"、"內奸"、"工賊"這三頂帽子。單是一個"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不夠給劉少奇定罪的，因此要能夠滿足毛澤東徹底打倒劉少奇的願望，周恩來主持的中央專案組（同時周恩來也是劉少奇專案組組長）不得不另行謀策並最終炮製出證據。依靠這些證據，1968年10月，題名"劉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變、投降敵人、充當內奸、工賊的反革命罪行"的審查報告，通過中發〔68〕152號、中發〔68〕155號文件，下達全黨、全國。同時發布的中共中央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說："這個報告以充分的證據查明：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
周恩來在1969年"九大"期間以摧毀"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來證明文革"是完全必要的"。周恩來說："如果不是毛主席親自倡導，並發動群眾進行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就不能摧毀，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就會像毛主席很早就指出的那樣，'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
官方強調周恩來內心是不同意的、痛苦的，其妻子強調他是為了服從大局。這些說法都無法為周恩來洗脫罪名。周恩來的內心無人知道，但是客觀的所作所為都已經被歷史無情地記錄下來。
來源:《記憶》2009年第1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