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蕭軍對毛的看法趨於定型：「他缺乏一種沈潛的，深刻的，藝術的力量！他是太中國式的，感覺式的，他應該更深沈，鍛鍊成一種深刻的，悲劇似的力量。馬克思是不同的。」（1942年4月28日）「他是個領導教育的人物，但深刻浸澈力不夠，他先做到了寬而不夠深。」「作為一個作家的我，不能像政治家一般圓滑，一定要嚴刻，但這後面卻是無邊際的寬大，前者是在表面上是寬大的，在最後卻是嚴刻的。」（1942年5月25日）「讀《中國通史簡編》到朱元璋殺功臣時，使我感到古今政治有一個通則，就是用則取之，不用則棄之或消滅之，這是政治上的『功利性』。再就是無條件地『服從』，為無論任何帝王、政黨所不易的原則。」（1943年4月24日）「把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又讀了一次……文章作風不統一，欠嚴肅，輕佻、報紙作風，感覺性的，比喻和幽默得不恰當，缺乏一種斬釘截鐵的力量。」「他是有天才的，但是感覺性的天才，後天蘊藏性不夠，是一個經驗性的天才，哲學性不夠。深度不夠。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家、政論家……但不是一個深刻的，洞澈的思想家。行動的力量象徵，精神崇拜的象徵。是一個明敏有餘，影響力不足的人。權威的力量，偶像的力量，可以使人發生迷惑！祇有真正懂得本質的人，才能不為他所影響，走出這影響。」（1943年6月21日）
蕭軍的「入黨」之謎
蕭軍大概是投奔延安的作家中罕見的拒絕被黨「整合」的人。
大概是蕭軍第4次見到毛時，毛留蕭軍在自己的住處吃飯，同桌的人還有主管幹部的陳雲。在談到蕭軍的入黨問題時，蕭軍說：「我是不樂意結婚的女人。」對於這個回答，陳雲感到非常吃驚。他說，在延安幾乎十分之九的人是從文藝路上來的，沒有一個是小組發展的。
後來彭真要求讀蕭軍日記時，再次向他提出了這個問題：「你的《八月的鄉村》沒有問題，是革命的，你在延安解放報上發表的文章也是革命的，但有時候你卻總不能和黨靠攏，有時甚至是對立的……這就使我懷疑了。」而蕭軍的回答引起了所有在場人的哄堂大笑，蕭軍說：「我底入黨等於孫悟空戴上了緊箍咒一樣。」
不能不說，這正是共產黨的意圖。
延安整風在蕭軍和毛澤東之間埋下了一條看不見的隔閡，從那以後，毛澤東見他總是不太自然了。因為毛澤東沒少批評「向黨鬧獨立性」的人，相信蕭軍也知道其中所指。不久，延安的中央領導人開始避免與各界人士有私人的來往，信件也不再自己寫了。大約蕭軍也再沒收到過毛澤東的信。他理解，這是中共走向「制度化」的徵候。但他依然把「提供自己的意見」作為義務。下鄉之前，他想找毛再談一次，但沒有結果。直到3年以後的1945年11月，蕭軍一家隨中共主力向東北轉移，毛澤東派車把蕭軍接到自己的棗園住地，他們才有了真正的告別。
在這最後一次會見中，忙著與老蔣「爭天下」的毛澤東並沒有忘記蕭軍入黨的問題。他甚至向蕭軍承諾，入黨不一定要「取消他的一切特性，創造性」。雖然，在毛澤東的眼裡，知識份子充其量不過是必須附在他這張「皮」上的「毛」，但他恐怕還是希望蕭軍——這個以性格倔強、鬧獨立性聞名的「刺頭兒」——能夠當面表示「歸順」和依附，能夠給他這個面子的。但即使是在毛澤東面前，蕭軍依然以「害怕自己發脾氣」終止於這個門檻。
但是，不知出於什麼原因，蕭軍回到自己的老家東北後，還是向黨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不過，沒有材料證明他是否獲黨批准，此後，他竟奇怪地被「冷凍」起來，長達30多年之久。自然，他一天的黨組織生活也沒有過，黨費也是免交的。80年代「平反」後，他既未要求重新入黨，黨組織也沒有對他履行「恢復組織生活」的手續，可見，這件事的「不了了之」是一個兩相情願的事實。
但如此一來，蕭軍為什麼沒有將自己的信念堅持到底，難免又成為人們討論的話題。筆者認為，蕭軍的此舉應屬「一念之差」，而不存在背叛自己信念的問題。至於產生這「一念之差」的原因，可能是害怕被新政權邊緣化，可能是因為某種未泯的「功業心」，也可能是一時「隨俗」——想給老家的鄉親們一個交代。蕭軍終其一生是「革命文化」的一分子。由於某種機緣，幸而沒有成「占統治地位」的革命文化的一員。他的「熱愛自由」，恐怕還沒有像胡適、陳寅恪那樣，上升到自由主義的信仰和價值層面。而是心性不受拘束，是比較樸素的「自由的哥薩克」。這種人類的自然心性，在異化較深的人那裡大多被消磨和泯滅，但卻是一切「自由主義」主張的人性基礎。任何「主義」若沒有這種人性的基礎，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當然，蕭軍在「入黨」問題上的奇特遭遇之所以值得討論，並不在於這位作家的信仰與我們有和干係，在此討論，完全是因為它與毛澤東的「治人術」這個話題有關。因為，任何一位熟悉蕭毛交往歷史的人都難免會問：毛澤東知道這一切嗎？
毛澤東與蕭軍：同途殊歸的「弒父者」
蕭軍的回憶錄，時間祇寫到1949年，所以，我們無法得知，他對後來的毛澤東作為有何評價。但從他披露的此前的日記和回憶文字來看，他對毛的批判，似乎止於對毛澤東「局限性」和「水平」的認識。在某種程度上說，他對毛還是有感情的。林斤瀾回憶說，蕭軍曾宣稱，魯迅是我的父輩，而毛澤東祇能算我大哥。很顯然，在一個億萬人都發生迷惑的時代，他從未以奴性的姿勢仰視過毛。他覺得，自己與毛之間，在人格上的平等的。用蕭軍的小兒子蕭燕的話來說，他們之間有一些「相象」。筆者以為，這應該是指，二人從來以「恆星」而不是「行星」定位自己，從來以帶正電的「原子核」而不是以帶負電的「電子」定為自己，從來以獨立的人格而不是任何人的「僕從」與「附屬品」定位自己。祇不過，在「陰柔」的毛那裡，他祇能容忍或最終總是把自己的身邊變為一個「行星－電子－奴隸」的世界——讓自己成為一個核心；而蕭軍雖然具有某種「專制」的脾氣，卻是容不得人的奴性的。
當然，在個人經歷方面，蕭軍與毛的許多相似之處，大概也是他們感情相通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