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從不隱諱憎恨自己的父親。因為父親總是責備他懶墮，督促他幹活兒，還給他和兄弟們吃得很差，並且不給他錢花。在毛的青年時代，的確有謠傳說，毛澤東想殺死自己的父親。
蕭軍在少兒時代，卻是真正想殺死自己父親的。他在7個月大時就沒有了母親。而母親是被父親毆打後，吞鴉片自殺的。母親本想帶走這個唯一的兒子，臨終前給蕭軍也灌了不少鴉片，祇是由於性格倔強的孩子的掙扎，招來了家人的干預，滿嘴被塗得烏黑的他，被灌了許多糞水，才救下了一條小命。所以，蕭軍從小就揚言：「長大要替母親報仇！」為此，他沒少挨父親的痛揍。這種「身教」造就了蕭軍的暴戾習氣。
父親除了經常打罵，還非常瞧不起他。在父親眼裡，這個「打遍街，罵遍巷」的孩子，若能夠有出息，那簡直要「虎叫三聲龍下蛋」。他曾譏笑兒子說，你將來若不是個「拔菸袋」的（指無賴），就是個「偷油瓶」的（指小偷），或者是個拄著拐杖挨家挨戶地「捅狗牙」的（指要飯的乞丐）。「經商必氣死掌柜的，學藝必打死當師傅的」，至多出息個「無浪遊」。正是父親的這些言語激發，促使小小年紀的蕭軍就有了當土匪的願望。
與毛澤東曾向父親妥協——譬如，父親叫他當眾下跪時，毛澤東要求祇跪單腿——不同的是，蕭軍寧遭加倍的痛打也決不妥協：「我的父親對於我就是這樣一種可惡的暴力的化身，我很痛惜自己不能夠一下子長大，能夠反抗他，他毆打我時我也能毆打他——後來到我13、4歲時終於開始還擊了。他打我我就咬他的腿和手……」
蕭軍和毛終身都沒有理解，以至原諒過自己的父親。他們從未意識到，他與父親的矛盾，是不同年齡和社會角色所賦予的：少年人貪睡，而繁重的農活逼迫他必須晚睡早起；少年兒童的天職就是玩耍，而一家之長的天職則是使財富增值，他們深知這財富是不能從天上掉下來的；天性浪漫的少年人同情弱者，而靠苦幹出身的父親根本不相信眼淚；少年人希望慈愛，但家庭有限的資源必須向生產力傾斜；少年人希望長輩講理，但中國的家長制和文化不高的父輩更習慣於暴力教育；少年人喜歡讀閒書，家長則希望所學能夠有所用……家庭，在一個初人那裡，是一個自然的感情單元，但在社會發展史中，那年月，仍然是一個生產單位。這就意味著，一家之長的父親，不僅是孩子們的生命給與者，同時也是生產的組織者和經營管理者。為了使家業發達和不在殘酷的社會競爭中失敗，他不得不遵循以最少的投入換取最大產出的血腥原則！——這一切，在在都是那個時代父子衝突的釀造之源……
但蕭軍與毛不同的是，在他離家之前，卻完成了從「叛離」到「回歸」的整個性格發育過程。在回憶錄中，他曾講述過兩個有趣的細節。一個來自祖父的教育，一個來自他本真的穎悟。
在父親破產後，蕭軍一直跟著祖父、祖母生活。起初，他對於勞動的確是個生手：「夏天來了，我就去南山上割荊條。因為我起始割得很少，當我用頭頂著走進村中，有的人們就譏笑我：」小心讓老鴉看到，叼去做巢啊……『吃飯的時候，祖父是並不說什麼的，待他吃過飯以後，就要去檢查我的成績了，回來就開始數責：「你不嫌害臊嗎？割了那麼一點柴，還有臉吃飯嗎？』眼淚浮上我的眼睛了！我感到羞恥，我感到祖父再也不是原先那個祖父了……他變得嚴苛而認真，他把我作為一個成年人——這時我祇有10歲——來使用！……最使我感到傷心的是，他竟把我的工作和吃飯連接在一起來衡量我了。這傷害了我的自尊，我初次感到人間的真正寒冷、吃飯的艱難啊！」
大概是因為有過這種啟蒙教育，後來毛澤東把「吃延安的小米」與「批評延安的不良現象」聯繫起來的時候，蕭軍並沒有發更多的議論。儘管祖父當時的教訓使他傷心，但是，傷心歸傷心，他卻漸漸地變得能幹起來了。以後，他每次打回來的柴不獨能挑成一付小擔子，每天還能夠上山兩次。最使人感嘆的是，在這個轉變中，那個曾經被他打破頭的孩子給予了他重要的扶助。他不僅幫助蕭軍攏柴、捆柴，一同回家的路上，還幫助蕭軍擔柴。正是在他的扶助下，蕭軍開始能夠獨立地擔當起部分家務勞動了。
對於他從不原諒的父親，他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有了善意的理解。他似乎是突然發現，父親祇是喜歡在人前奚落他、批評他。這也許是父親「善意的恨鐵不成鋼」吧？也許是為了自尊的緣故，想要從別人的口中博取對兒子的誇獎吧？而他知道，這些誇獎，無疑能滿足做父親的虛榮心的。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蕭軍幼年的尊嚴感和責任心，竟是由這樣一種機緣觸發的：「『父債子還……這債不能瞎……』在我走過人群時，常常聽到人們在背後這樣談論著。這卻給了我一種喜悅和天真的自負，覺得自己在這世界上被存在了，已經有人把他們的希望放到自己的肩上來了，使自己儼然變成了偉大，同時暗暗地自誓著：——我必定還你們！我必定……
後來父親每當喝過了酒，總是把我叫到他身邊，帶著一種歉意似地樣子重複著這幾句話：『……不用指望爸爸會給你留下任何東西，祇有一身饑荒（即債務）夠你小子扛的了！是好小子……就應該把爸爸的饑荒全還清，並且加上利息。』我們父子之間似乎祇有這一刻才有了一種溫暖的父子之情穿過每個人的心孔！「
筆者認為，正因為蕭軍在天倫上有過這樣一種回歸，因而，即使在被「冷凍」的時代——整整30多年裡，這個性情偏摯的他不僅沒有瘋，沒有傻，沒有鑽任何牛角尖，從而在老年後變得不可理喻，相反，他的晚年是圓滿的、快樂的：「但得能為天下雨，白雲原自一身輕。」
而走上「弒父」不歸路的毛澤東，在終於殺死了整個「父黨」之後，自50年代初期起，就生活在精神的恐懼中。
其次，蕭軍與毛澤東都是具有「牛仔」的氣質。他們都自稱是「綠林大學」的畢業生，並著迷於獨來獨往的「遊俠」生活。他們均自任下層社會的代表和保護者，能憐貧惜苦，主張扶弱濟貧，喜好「打抱不平」。他們都具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反潮流」精神，阻力越大斗志越強。祇是在毛澤東那裡，對人民的同情轉變為利用，在他的驅策下，人民被趕上一條「你死我活」、「有我無他」——與有產者不共戴天的「專制」歧途；而在蕭軍那裡，依然保持著它社會善意的「良心」本色。
毛澤東所看好和屢加利用的「流氓無產者」階層，蕭軍是絕對痛惡的。
當然，蕭軍與毛澤東都喜歡魯迅。這是人所共知的。祇是毛澤東對於魯迅的欣賞與蕭軍的對於魯迅之愛戴，可能是有差別的。由於這屬於另一個更大的課題，本文僅提出於此，供有興趣的人去探討吧！
（2007年8月5日修訂於北京）《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