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夫人江冬秀出身的江家，是旌德縣的名門望族。繁衍江氏家族的江村，是一個有著1300餘年歷史的古老村莊。村莊四面環山，林木蔥蘢；兩溪繞村，水清見底。村口幾十畝大的聚秀湖，是江氏族人人工挖掘的灌溉工程。村內祠堂氣派，屋舍儼然，田連阡陌，牌坊林立，一派農耕景象，長達十幾公里的石板路從...

隨著中共反擊右派的開始，胡思杜被打成「右派」，說其是向党進攻，並將其父親胡適一齊批判。 不堪受辱的胡思杜於當年9月21日上吊自殺。在其親戚胡思孟接到學校打來的電報趕到唐山後，「看到滿院子的大字報，都是批判他（指思杜）的，也有批判胡適的」。學校告訴他，胡思杜是「畏罪上吊自殺」，並給他看了一下思杜的「遺書」。此時胡思杜已經被裝到棺材裡，胡思孟等人便在郊外挖了個坑，把他埋下，立個小木牌，「現在恐怕也不知在什麼地方了」。

錢穆嚴厲批判中共政權種種倒行逆施之行徑。他在《中國思想史》中寫道：「此刻在中國蔓延猖獗的共產主義，最多將是一個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屍。……大陸政權正如一塊大石頭，在很高的山上滾下，越接近崩潰的時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紅旗多恐怖，紅衛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還有更恐怖的事。」

林安梧教授答"有關余英時現象"的反思記者問：國際著名的漢學家、中國思想史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先生今(2021)年8月1日於美國普林斯頓寓所仙逝了。8月5日消息批露後，這一段時間引發了很多有關余英時先生的各種...

就連季羨林，也被下放牛棚，接受了十年改造。正因為如此，他才在胡適目前放聲大哭，訴說著往日的委屈。在那個特殊年代，僅北大就有500多位學術權威接受改造，24位教授非正常死亡，難怪他要在胡適墓前痛哭流涕自己的愚蠢。

1949年平津戰役期間，國民政府派專機前往北平，按搶救名單接文化人南下，名單上胡適居首，朱光潛名列第三。當時的教育部代部長陳雪屏親自到朱光潛住所，勸說他南下。朱光潛問南下是到哪裡？陳說先到南京。朱問如果南京保不住又將如何？陳說那就到台灣。朱又問：大陸都保不住，區區台灣如何自保？陳...

胡適與江冬秀胡適大名垂宇宙，夫人小腳亦隨之。據說民國史上有個令人津津樂道的七大奇事，其中之一就是胡適的小腳夫人。喊了一輩子婚姻自由的人，卻主動接受了包辦婚姻，這不能說不是一件奇事。一邊是才貌雙全、學識淵博、風流倜儻的國民老公，一邊是大字不識、粗魯彪悍、相貌平平的小腳女人，這樣的組...

1954年1月起，北京開始大規模拆除牌樓。內城原有的9座城門，只余正陽門城樓、箭樓、德勝門箭樓，外城原有的7座城門，無一遺存。1969年，內城城牆也被盡數拆除。戰亂沒有毀滅的京城古建築，卻在吳晗的運作下灰飛煙滅。病重中的林徽因絕望地追問：「為什麼我們在博物館的玻璃櫥里精心保存幾塊殘磚碎瓦，同時卻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古建築拆得片瓦不留呢？」在抑鬱的情緒中，林徽因開始拒絕吃藥。1955年4月，她因肺病去世，年僅51歲。

在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會議開幕式上，胡適作為院士代表做了重要致辭，而當時報紙發達，但目前卻難以找到報紙上胡適的發言，胡適到底說了啥？1948年9月23日早晨10點鐘，中央研究院在南京召開成立二十周年及第一次院士會議。當時的國民黨教育部長兼中研院院長朱家驊院士做大會的主席，蔣介石致...

原本，江冬秀家與胡適家並非門當戶對。江家是旌德縣的名門望族，江冬秀祖父官至翰林，母親家更是父子翰林。這樣的出身，簡直就是妥妥的官宦之家。反觀胡家，家道中落，當家人胡傳還在胡適4歲時便染病身亡，雖然生前受人推薦，在台灣做過四年的地方官，但與江家相比，還是差了很大一截。照理，這樣的兩...

一生很短促，首先要做好一個人，然後要做好一名世界公民。做世界公民，由胡適最先提倡。胡適留學美國康乃爾，一九一四年，目睹美國出兵墨西哥維拉古魯斯，爆發七個月戰爭。其時美國為強權，墨西哥為弱國。胡適在綺色佳（Ithaca）的當地雜誌，挑動大美國民族主義，聲稱My country，ri...

今年2月24日，是胡適逝世60周年。為此本公號從今天起推出系列文章，介紹胡適生命的最後時刻。因病住院，笑口常開1961年2月24日，胡適與友人談起長壽問題時說：如果一個人能夠長命百歲，卻必須依靠別人才能生活的話，那還不如自殺。不過到了那時意志已經不清明了，怕又不能自殺了。由此可見...

突遭重創的胡思杜百思不得其解，認為自己早在幾年前就已經公開宣布和父親劃清了界線，為何此時又把自己與這位「人民公敵」的父親捆綁在一起而公開示眾且口誅筆伐。在一系列不解與恐懼中，胡思杜失去了一切賴以生活下去的信念，精神徹底崩潰了，於1957年9月21日晚上上吊自殺身亡，年僅36歲。

徐志摩開始現代蘇俄和古典中世紀的比較。「有觀察力的人到過俄國的，都覺得俄國的新政治是一種新宗教；不論他們在事實上怎樣的排斥宗教，他們的政治，包括目的與手段，不但是宗教性，而且是中世紀的教會性的。」至於和這種政治配套的教育，亦即黨化教育或主義教育，徐志摩認為只是「『劃一人生觀』的訓練，說什麼教育。」「它有幾個前提是不容你辯難，不容你疑問的：天主教的上帝與聖母，共產主義的階級說；你沒有選擇的權利，你只能依，不能異。」

而今80餘年過去了，早已奪取天下的CCP，其極權與反人類惡行更是變本加厲。大陸不必說了——知識界的話語權早被剝奪。為什麼台灣知識界面對CCP咄咄逼人的氣勢，依然如此麻木？為什麼面對CCP將「一國兩制」的陰謀，企圖由香港推向台灣的時候，國民黨中的老一代人，卻患了軟骨病？

1926年年底，胡適從英國啟程前往美國。闊別十年再次踏上這片土地以後，胡適的最大感受有兩點：一是汽車工業的高速發展，二是社會和時代給美國人民帶來的福祉。為此，胡適在《漫遊的感想》中寫下這樣一段話：「我的老朋友李大釗先生在他被捕之前一兩月曾對北京朋友說：『我們應該寫信給適之，勸他仍舊從俄國回來，不要讓他往西去打美國回來。』但他說這話時，我早已到了美國了。」

這樣的發言已經讓身為院長的郭沫若很不高興了。但陶孟和仍然不管不顧，在這一年9月中科院召開的批判大會上，大家都一起憤怒聲討右派時，陶孟和又站出來大聲疾呼說：「反右鬥爭對知識分子是一場浩劫！」此言一出，舉座皆驚。中科院院長郭沫若氣急敗壞，當即決定給陶孟和戴上一頂右派帽子，按敵我矛盾處理。原本，這已經是鐵板釘釘的事情，但因為有兩個大人物出面擔保，使陶孟和逃脫一劫。

1928年張作霖在皇姑屯火車站被謀殺以後，張學良成為東北軍最高統帥。於是楊宇霆就像周公那樣，主動承擔起指導少帥的責任。他不僅規勸張學良要戒除毒癮，還批評他只顧玩樂不問政事。對於楊宇霆的這種做法，張學良很不高興。與此同時，日本方面也不斷挑撥他們的關係，說楊宇霆頗有野心，是張學良身邊的最大隱患，應該及早除掉。至於張學良本人，雖然也想去除這心頭大患，只因楊是前朝重臣才不忍下手。那塊銀元便成了是否殺害楊宇霆的關鍵。張學良終於下了除掉楊宇霆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