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初，翁文灝經香港、澳門回到北京的消息，在國際社會激起巨大波瀾，這件事被視為中共統戰工作的一大勝利。隨後，有關部門給他送來一大堆毛澤東著作，讓他通過學習，深刻認識自己的「罪惡」。對於這種說法翁文灝無法接受，他認為自己只是犯了「錯誤」。經過一段學習，特別是參閱了馮友蘭、王芸生、費孝通、吳晗等人的檢討，他以《反省以往錯誤回到人民中間》為題，寫了12000字的文章進行檢討。但是有關方面拒絕接受。

陳獨秀對史達林問題的認識，已經觸及政治制度層面。「是獨裁制度產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產生獨裁。」（《陳獨秀著作選》，卷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555頁）一直受史達林打壓、命運坎坷的陳獨秀說：「不能一切歸罪於史大林。」留俄的國民黨員白瑜感慨地說：「陳先生寬恕史達林，胡適之先生謂其心存厚道，正如太炎先生吊袁世凱『敗不出走，於今猶傑』，均書生本色。」

說到中共用以宣傳洗腦的文藝作品《閃閃的紅星》中的一號反面人物胡漢三、《沙家浜》中的雜牌軍司令胡傳魁，以及《林海雪原》中的東北土匪頭目胡彪，四十歲以上的中國人大多都不陌生。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為什麼這些或虛構或來自於原型的所謂反派角色要姓「胡」，而非其它姓氏呢？這要從民國的一位大師級人物胡適說起。

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筆名胡適，字適之。他是安徽績溪人，幼年就讀於家鄉私塾，20歲考取1910年度的美國庚子賠款留學生。1917年夏天，26歲的胡適成為北京大學教授和《新青年》雜誌的輪值編輯，他依...

胡適被公認為20世紀華人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學者。胡之所以具備如此的影響力，誠然是因為他並非只停留在皓首窮經鑽研學問，而更在於作為一位處在歷史洪流的知識分子，對中國命運與社會進步的深切關懷。余英時正是秉承了胡適精神的一代學者，堪稱在學術之餘，至死不渝地倡導「自...

陸志韋與胡適不同的選擇的那一刻就註定了他們彼此不同的結局。儘管彼時的胡適也曾對國民政府給予最為嚴厲的批判，但他對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認知是清醒的。9月21日至30日，中共政治協商會議在北平召開，陸志韋作為特邀代表出席了這次會議。陸志韋聽從周恩來「盜泉之水可以養魚」的說教，艱難地在中共政權下，繼續尋求美國方面的資金支持。陸志韋在幹校期間特別慘，病的很重，最後到了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的地步，所里於是把他送回了北京。到京後不久，他就去世了。

毛在少年時就曾看過《紅樓夢》。據中共官方媒體披露，毛在井岡山時期，曾與賀子珍談到《紅樓夢》，稱這是難得的好書，認為其寫了兩派的鬥爭，賈母、王熙鳳、賈政，這是一派，是不好的；賈寶玉、林黛玉、丫環，這是一派，是好的，並稱「賈寶玉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大革命家」。

本文摘選自牟宗三先生在第一屆當代新儒學國際研討會主題演講（1990年12月29日台北中央圖書館），由王財貴先生整理，原文標題為《客觀的了解與中國文化之再造》。標題為編者所加。可供參考，不代表本平台觀點。1.胡適民國以來，在學術界最出名的是胡適之先生，從其《...

事實上，孫中山畢生，都在身體力行地去實踐自己放過的炮。自1894年創立檀香山興中會開始，至1911年黃花崗起義，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前後發動了10次起義。1910年芝加哥華僑覺得推翻滿清是不現實的，期望穿著從保皇黨那裡獲得的官階、官服，以後回鄉光宗耀祖。誰知道沒有兩年，清廷就倒台了，「車大炮」成了真。民國建立後，孫中山為實現共和理想，在十幾年間，發動「二次革命」，興兵討袁，兩次領導護法運動，三次在廣東建立軍政府。

共軍尚未進城，士林已思想繳械。赤潮禍華雖為諸因之合，最關鍵的原因還是認識問題。1960年台北，蔣夢麟謂費正清：假如我們在大陸時就能達到我們現在這樣的認識水平，我們本來是能夠打敗毛澤東的。

「我這兩天讀了一些關於蘇俄的統計材料，覺得我前日信上所說的話不為過當。我是一個實驗主義者，對於蘇俄之大規模的政治試驗，不能不表示佩服。凡試驗與淺嘗不同。試驗必須有一個假定的計劃（理想）作方針，還要想出種種方法來使這個計劃可以見於實施。在世界政治史上，從不曾有過這樣大規模的『烏托邦』計劃居然有實地試驗的機會。」

周恩來時召見他時說，民主黨派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中共代表無產階級。羅當即表示不同意，說：「你是南開出身，毛澤東是北大出身，我是清華出身。為什麼你們能代表無產階級，而要我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

在中共黨史上，有這樣一批特殊的黨員：他們的父親或親戚是國民黨高官，而他們利用這一特殊背景，為中共暗中效力，收集情報，策反國民黨官員等；或拋棄家庭，成為中共統戰的棋子，對中共可謂立下了大功。中共建政後，他們選擇繼續追隨中共，選擇留在大陸。然而，他們沒想到的是...

毛同志寫的很生動！但心中酸，文字之間就已流露了憤怒。在毛同志自傲、自卑、敏感、多疑的心裡，凡是無暇或不願與他攀談的人，他都認為是看他不起。這樣一來，就成了到處是看不起他的人，正像丟斧子的人的眼中到處都是偷斧子的人。毛同志每天都處在這樣一種自造的心態之中，他被激怒了，但又無奈，於是自卑情緒就發展了，反過來對他們充滿了輕視、蔑視與仇視。你看不起老子嗎？老子還看不起你呢！

這封一二九運動時一個北大學生寫給胡適的信，署名是「將來殺你的人」。余英時說這封信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因為從中可以體會當時青年學生的一般心理狀態。我看了只覺得淒涼，雖然後面余英時引用了兩封支持胡適的學生來信，但在一個狂熱的時代，提倡「健全的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者最終是沒有容身之地的。

1926年7月，胡適遊歷蘇俄後思想左轉，開始公開宣傳蘇俄的成就。對此，徐志摩給胡適寫信質疑胡適對蘇俄的看法。作為自由主義者，對於獨裁，兩人都是深惡痛疾的，但胡適認為蘇俄可以通過「狄克推多式」的新教育來造就一個民治政府，而徐志摩則不認同蘇俄式的新教育可以造就一個民治政府。

收藏家馬未都有幾句話，很平淡，可對我們這個社會卻要算是非常嚴厲的批評，甚至說是諷刺也不為過。他說什麼，他說：「過去做人有三個極低的標準：說實話，講良心，做好人。現在已成了極高的標準。」說一個社會把原本極低的做人標準居然能弄成極高的標準，這諷刺還不厲害嗎？

讀著郭沫若在1949年後寫下的詩文，人們感到更多地不是好笑鄙視，而是內心的沉重。對於知識份子而言，獨立的思想與人格就等於生命，毛澤東在建政後對知識份子的摧殘造成知識份子的內心苦痛絕對是無法形諸筆端的。郭沫若的悲劇人生和他的痛苦不是他個人的悲劇痛苦，這也是國家和民族的悲劇，反思這段歷史，是為讓這樣的悲劇不再重演。一個才華橫溢、原本應該「文以載道」的知識份子，尤其在1949年後，郭沫若被專制黨權打造成一個自甘墮落的政治文人的典型。

1936年月12月1日，軍政部次長陳誠講道：「假如現在就發動對日本作戰，一定會處於被動地位；再遲一年，最低可以爭取到半主動地位；再遲兩年，可以爭取到完全主動的地位。」一位外國學者著文說：「中日戰爭在中國來說是早了五年，在日本來說卻是遲了五年。」日本沒打算給中國從容備戰的時間。他們已查覺到中國的種種變化，如一位中國歷史學家所寫，「如讓中國有更進一步的自強機會，日本就會等於自殺。」

@石老師說歷史：1917年的北大，有一群教授。講印度哲學的梁漱溟，25歲。胡適27歲，劉半農27歲，劉文典27歲，林損27歲，周作人33歲，陳獨秀39歲，朱希祖39歲。校長是老頭蔡元培，50歲。最年輕的是畫法研究會導師徐悲鴻，23歲，這個年齡，擱現在許多人還是「吃奶一族」，而他們已經完成了全部的人生課題，登堂入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