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安全嗎？警察可以入屋。坐車安全嗎？只要車中播放一首警察不高興的歌，警察可以把車中人拉下車逮捕。警察安全了吧？如果安全，又何須蒙面執勤？何須申請法庭禁令不可透露個人及家人身份呢？特首、高官安全嗎？林鄭除了有許多場合不敢去，去哪裡都要G4保護之外，她還要擔心烏紗不保、權力不穩，更甚者會在中共的權力鬥爭中突然被莫名其妙地栽上「罪名」。

香港警隊，目前處於一個完全沒有制衡、什麼壞事都可以做，而且還會在做了之後不停撒謊的狀態。不受制衡的有牌爛仔，比蘇聯、東歐甚至中國的共產黨警察統治更可怕。共產國家除公安外，還有武警、軍隊相互制約，香港警察不但沒有制約，而且背後有世界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撐腰。

陳彥霖赤裸浮屍，吳傲雪遭港警性侵的證詞，浸大學生記者鄧澤旻被扣留時遭便衣警出言威嚇雞姦，黑警聞周梓樂死訊說要「開香檳慶祝」，加上無數靚女靚仔被壓制在地暴打和侮辱的影像，都使人不能不相信警察已經上下一心要與香港年輕人為敵，所有網上流傳的警署內的性侵、硬迫口交等等劣行都大大增加在公眾中傳播的可信度。

倘若面對完全不講道理，說7.21不是白衣人施暴，而是「互毆」，說幾個警察對已經被制服的人仍然暴打不是過份暴力，或者對絕大部份的傳媒報導和公正的民意調查拒絕相信，那麼也不必憤怒，不妨微笑請他不要自己欺騙自己。哲學家羅素說：「如果某個人硬要說二加二等於五，你只會感到憐憫而不是憤怒。」

專權政治的體制優勢就是高職低能的趨勢。如今年初大陸網文「2019年讖言」所指：「志大才疏，外強中乾，掩耳盜鈴，緣木求魚。自高自大，自欺欺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折騰無方，折磨有術，醜態畢露，笑話百出……」香港若與這種「體制優勢」連在一起，發揮互害效應，相信物極必反指日可待。

專權政治一步步走向暴政，人民開始不相信政府，政府也不相信人民，居於政府與人民仲介位置的傳媒就是主要徵象。尤其在今天，傳媒已經不是有經營能力的人所能操控，大量的網上媒體、社交媒體，使真相無法掩蓋。黑警無底線的暴力，幾乎所有傳媒都不能不據實報導。警方在醜態被不斷揭露的情況下唯有「發老脾」，自暴其短。與傳媒關係惡化是墮落標誌。

現實是：警隊不可能崩潰，反而因為獲得政府和背後中共給予有史以來最大權力，和一張張禁制令讓他們對付示威者更加肆無忌憚；社會上大部份資本家、財團，始終站在有權者一方；國際媒體對香港的關注，已很難得，但不可能長期維持每天都高度關注；幾乎肯定政府已組織秘密警察或政治警察；接管港台、廢除公共廣播改為類似中央台的喉舌角色，對電視及新聞出版加以限制，看來日子都不遠了。

以德國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的話來解釋：「愚蠢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道德缺陷包括只重權力，沒有正義與原則；只看一時的權力得失，不看稍遠一點的利害；只是一味迎合上級，完全不考慮盡一點規勸言責。實際上這種只有從上而下的單一領導、而沒有其他制衡或智囊獻言的體制，就是極權政體永遠只考量利害、卻永遠走自殘之路的原因。

由梁振英到林鄭的港共政權對香港人權益的侵蝕，已經到了市民忍無可忍的地步，這是導致退無可退的香港人大團結的根本原因。在退無可退的情勢下，面對實力百倍於香港人的強權，年輕人帶頭的「攬炒」就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利器。「攬炒」就是以死相搏，也就是只問是非對錯、不問成敗得失的一往無前。

非「致命暴力」就是自衛或針對「物體」的暴力。美國政界的「提醒」，是因為美國企業界會影響政界取向。彭斯說：「北京利用企業的貪婪，試圖影響公眾意見，脅迫美國企業。有太多美國跨國企業在中國金錢和市場的引誘之下叩頭，不僅限制對中共的批評，也不積極表達美國的價值觀。」他說：「中國不僅向美國外銷大筆金額的不公平貿易商品，近期還外銷審查制度。」這是演講中的金句。香港人對中國外銷審查制度已經很熟悉了。

陳彥霖媽媽上TVB為彥霖的死作解釋，反而增加市民許多疑團：沒有經過精神科醫生診斷，怎麼知道她患「思覺失調」？如何可以斷言她是自殺而不是被殺？警方重案組不是正在調查此事嗎？電視訪問是否在代替執法？接下來數日，就有「假陳彥霖」「假陳媽媽」甚至是「假CCTV影片」的傳言流播。

蘇聯工人不是真的準備上吊，中國留學生也不是真的要為共產主義獻身，都是說說而已。但他們也不是有意說謊，他們只是被集體主義的意識綁架，很自然就說出符合集體意念的話。從個人主義的角度來看，是言不由衷，是虛偽，但從集體主義的角度去看，是個人服從集體的一種自然反應。但並不意味他會實行。在西方價值觀念長大的人，對這種集體主義觀念很難理解。

電視機司法無助案件的澄清，反而增加對案件的懷疑以及對掩蓋真相的反感。電視機司法不考慮觀眾是否相信，因為其實只是當權者的自慰。電視機司法不是司法制度的破損，而是自我證明司法制度根本不存在。向電視機司法看齊，意味著向專權制度看齊，新聞媒體成為政治宣傳的工具。倘如此，就毋須送中條例，香港已經是「中」矣。

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自修例以來所作的第五輪民意調查，在10月8日至14日進行，調查結果對香港警察零信任的比例，從9月的48.3%上升到51.5%。而第一輪即6月初的調查，對警察零信任的只有6.5%。回答當大型和平示威活動都未能令政府回應，示威者有激烈行動...

使毛澤東沉思的1976年世上罕見的隕石雨，這一年有周恩來、朱德、毛澤東三大中共建政巨頭相繼死亡；7月唐山發生7.8級大地震；9月9日毛死後即在10月6日發生宮廷政變，中央逮捕「四人幫」，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政壇出現翻天覆地變動。大陸有網文指，1976年和上周五的隕石都落在中國吉林，中國地圖似公雞，而吉林正是雞頭，因此凶兆都落在「頭」上，不是一般的「死人」，而是有巨變。

香港珍而重之的原則，就是法治原則，「行政機關對立法機關負責」的原則，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原則，所有市民都受法律保護的原則。緊急法的門一開，香港就進入與中國無別的專制極權時代。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南非大主教圖圖說；「如果你在不公正的情況下保持中立，那你就是選擇了站在壓迫者的一方。如果大象的腳踩在老鼠尾巴上，你說你保持中立，老鼠並不會感謝你的中立。」

無論中共高舉的是社會主義、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國家主義，其核心意識就是集體主義。以集體主義去強攻某些項目，自然有其優勢，但對於讓每一個人發揮自由思想、發揮創意，卻是窒礙。尤其是經濟發展進入越來越強調個人創造的時代。當然，更根本的，就是所謂集體主義，實質上不可能集體一起作決策，而必然是由少數人去宣稱執行「集體意志」，於是少數人就形成壓在廣大人民頭上的特權階層。奧威爾說「所有的動物都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就是這個意思。

中共建政70年，無論香港在97前或後，都籠罩在中國專制政權的魔障下，使香港人現在回答高更畫作的三個問題有了變化：從哪裡來？香港年輕人的回答就是，我在香港出生，在香港長大。你是什麼人？我是香港人，極少有人說是中國人。你往哪裡去？香港是我的地方，香港沒有未來，我也沒有未來。多數香港人尤其年輕人都以香港為家，過客心態已經漸漸遠去。

今年港共政權的國慶升旗禮，與7.1一樣，改在室內舉行，理由是因應近日的社會氣氛，「為確保升旗儀式能莊嚴有序地進行」。70大慶，升旗禮竟然見不得陽光，有何莊嚴可言？但即使嘉賓在室內，恐怕也難免會傳來大批市民在升旗時的呼叫聲，或者會響起《願榮光歸於香港》的歌聲。

班農說：「他們都是最聰明的人，他們知道所有的事，他們知道達賴喇嘛、西藏僧侶、伊斯蘭教徒、法輪功在中國的遭遇，他們知道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堂發生什麼事，知道活摘器官，他們都知道，但他們不在乎，他們視習為英雄，為什麼？因為習意味更多的錢，更高的股價，更低廉的奴隸勞動力。這些精英中的精英沒有道德觀念，他們向腐敗的體制膜拜，而他們自己知道這一點，他們對這些視而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