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個人都與北大有關。我們從江隆基說起。他1925年考入北京大學，1952年出任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副校長。在新政權體制下，這是一把手的身份。他執掌北大那幾年，北大學術風氣濃厚，特別看重人才。1955年，中國科學院實行學部委員制，江隆基將文科十一位教授悉數推出，馬寅初、湯用彤、馮友蘭、翦伯贊、魏建功、王力、馮至、季羨林、何其芳、向達、金岳霖都被選為學部委員。江隆基還想把朱光潛也推為學部委員，只因阻力太大未果，但他把朱光潛的工資從七級一下提升到一級，並將其從破舊的老宅中遷出，搬入燕東園27號原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的小樓。
那幾年，江隆基領導的北大，教授們還是很受尊重的。
到了1957年，發生陽謀運動，要求按比例劃分右派，教授們的處境就有點艱難了。但即便如此，相比全校各系，教授很多的北大中文系，也只有副教授楊伯峻一個人被劃為右派，其他的老教授均安然無恙。
當時中文系的老教授中，只有楊晦先生是黨員，又是系主任，在黨內有發言權。黨總支書記孫覺雖然是延安來的老大姐，但也是知識分子，為人厚道。兩個人一個行政，一個黨政，都不想把誰打成右派。但既然是運動，又不能不做個樣子，所以商量好只劃個把右派，起點警示作用，教育一下就行了。
沒料到隨著運動深入，聲勢越來越大，開始波及到吳組緗和王瑤兩位教授。有積極分子提出，要把他兩人劃為右派，楊晦對此竭力反對。他說吳組緗是進步作家，民國時擔任過愛國將領馮玉祥的幕僚，是愛國的知識分子。近幾年不斷追求進步，積極要求入黨。王瑤早在清華讀書時就是進步青年，努力投身革命活動，後來埋頭古典研究，仍然一直跟著黨走……
楊晦為吳組緗、王瑤的慷慨辯護，獲得了書記孫覺的認可，只把王瑤定性為「中右」，吳組緗歸類為「中左」。最終保護了兩人，沒被劃為右派。
運動進行到這個階段，北大中文系只劃了一個右派，這固然與系主任楊晦和書記孫覺兩人的共識密不可分，黨委書記江隆基的寬容也是決定因素。
但事情很快起了變化。1957年10月，北京大學核心領導成員被奉命調換，黨委書記兼副校長江隆基行事寬容，與校長馬寅初關係和諧。但在高層眼中，他表現「右傾」，缺乏鐵腕，因而調離北大，去蘭州大學任職。
接替他的是作風潑辣、行事嚴厲的鐵道部副部長陸平。陸平到任後，一改前任柔和的姿態，立即大抓反右派鬥爭，厲行深挖細查，要求不漏一個。對「同人刊物」這類帶團體性質的問題，尤其緊抓不放。於是此前擱置不問的《當代英雄》，被要求一查到底，不得迴避。
《當代英雄》是北大中文系一群年輕教師準備籌辦的刊物。起因是1956年，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傳達上面精神，同意在文藝學術領域實施「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隨即毛澤東在4月28日的報告中，肯定了雙百方針。此後，周揚在一次會議發言中，也明確提出：「同人刊物也可以辦。」
受此鼓舞，北大中文系教師黨支部書記樂黛雲和研究生黨支部書記劉群，約集其他六名青年教師，在1957年5月16日這天，舉行第一次籌備會議，決定創辦一份自己的刊物《當代英雄》。會後，大家分頭出動募集經費。樂黛雲、裴家麟負責去找王瑤教授募捐。王先生一得知此事，當即告誡兩人馬上停止，同人刊物「萬不可行」，因為人民日報已經在5月15日發表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社論，要採取「引蛇出洞」的「陽謀」。
5月20日，《當代英雄》編委召開第二次會議，樂黛雲轉述了王瑤先生的勸告。經眾人討論，大家採納了王先生的意見，決定停止《當代英雄》的活動。
但事情並未就此了結，當新書記陸平上任後，《當代英雄》籌備會的八個人，無一例外全部被劃為右派。
關於此事，中文系教師嚴家炎在他的回憶文章中有過這樣的記敘：大概在1957年12月初的一天，中文系黨總支幹事蔡明輝來通知我，要我當晚八點到黨總支參加一個會議。我去了後才知道是討論同人刊物《當代英雄》的會議，由新任總支書記藍芸夫主持。據說這個會議此前已經舉行過一次，原任黨總支書記孫覺表達了她反對將樂黛雲、劉群等劃為右派的意見。今晚是第二次討論了，要我這個對劉群有所了解的普通黨員也來談點意見。我於是將劉群在5月份非常辛苦地辦《浪淘沙》積極反右的情況作了客觀介紹，待總支委員們沒有新的問題發問時，我就先離開了會場。
又過了一星期左右，在《當代英雄》即將被宣布為「右派小集團」之前的半小時，孫覺和藍芸夫兩人又在文史樓的過道中發生了大聲爭吵，而藍芸夫顯然是受到新任校黨委支持的。
此前，籌備《當代英雄》的八位年輕教師和研究生一直受到系主任楊晦和系總支書記孫覺的保護，沒有劃為右派。但當新任校領導陸平調來之後，任命新總支書記藍芸夫到中文系主持工作，情況就完全變了。哪怕孫覺和楊晦極力反對，也沒能改變八位年輕人被劃為右派的命運。孫覺甚至因此免職。楊晦雖然沒被免職，但內心不免受到重創，每當談起此事，總為自己的無能為力深感自責。
他其實是保護過學生的，只是力不從心而已。胡經之是楊晦的研究生。胡剛進北大讀書期間，正遇上「反胡風運動」，班裡召開批判會。胡經之看過胡風的書，對其文藝理論並不讚賞。但在發言中，他堅持認為：「這是文藝思想問題，算不上政治反動。」後來系裡有人說他思想右傾，缺乏立場。楊晦替他解釋說：這個學生勤奮好學，願意向學術上發展，政治上就不必苛求了。
但遇到大的運動，他就無法保護只有屈從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守住做人的底線。
楊晦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做了近20年的系主任，是一級資深教授，寫過不少文章，卻沒有一篇文章是批判別人的。他從不寫批判文章，他對胡經之解釋說：過去是摧毀舊世界，當然要批判；如今是建設新社會，應該重在正面立論。
他從不提起棍棒批判別人，他秉持學術界也要與人為善，人家花了心力作了研究，就不要輕易否定人家。你可以陳述你的觀點，也要允許人家的觀點存在。在以批判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為榮的時代，楊晦堅持自己的主張，決不隨波逐流，所以顯得不合潮流。
社會需要的是像姚文元這樣的棍子。
姚文元是《作家書屋》出版人姚蓬子的兒子，生於1931年。民國時，胡風是姚蓬子家中的座上客，姚文元喊胡風叫「胡伯伯」。姚文元從小就是胡風的信徒，對胡風畢恭畢敬，曾認認真真地寫過一篇《論胡風的文藝思想》。1954年冬，姚文元看到周揚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我們必須戰鬥》，就知道風向變了，要批判胡風了，立刻聞風而動，以通訊員的身份，在《文藝報》發表了《分清是非，劃清界限》的文章，狠批胡風。在接下來的1955年上半年，他又持續發力，在《解放日報》等報刊發表了13篇批判胡風的文章。一時間名聲大震，成為上海著名的青年文藝理論家。
反右鬥爭期間，姚文元更是提槍上陣，橫掃一切。王若望、施蟄存、徐中玉、徐懋庸、陸文夫、流沙河、馮雪峰、艾青等等，全在他的批判之列。因表現突出，姚文元被柯慶施點名調入上海市委機關刊物《解放》社，任文教組組長，成為上海的筆桿子。
再後來，更是飛黃騰達，一躍而為全國的筆桿子，專門揣摩上意，自覺充當文藝打手而樂此不疲。
1936年，江隆基在陝北西安二中任校長時，國民黨軍警與學生發生衝突，上刺刀，拉槍栓，一觸即發。江隆基聞訊趕來，面對軍警大聲喊到：「你們誰敢動我的學生！你們要開槍、捅刺刀嗎？好！要開槍，向我打，捅刺刀，朝我捅！」
30年後，61歲的江隆基被他任教的蘭州大學的造反學生，從家中一路拖到操場，跪在桌凳相疊的高台上，還給他戴上十多斤重的高帽子。
幾天後，江隆基被自己的學生毒打至死。他是中國高校第一個殉難的大學校長，比北師大附中校長卞仲耘之死還要早一個多月。
2025年0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