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結束後，55萬右派獲得摘帽改正，但有96人維持原案，其中，被中央認定為右派而不予改正的有五人，分別是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和陳仁炳。換句話說，此五人是只摘帽不改正。
陳仁炳是這五人中活得最久、走得最晚的一個，直到1990年才因病去世。其他四人，早在文革前或文革初期，便已離開了人世。
陳仁炳跟其他四位大右派一樣，都是因抨擊國民政府而成為新政權需要結交和利用的民主黨派人士。
但就影響力而言，陳仁炳顯然不如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三人著名。
其他四個人畢竟都死了，只有他還活著。雖然只是摘帽，沒有平反，但待遇還是恢復了，讓他繼續教書，還搬了家。
至於為什麼只摘帽不被改正，陳仁炳一直都在申訴，到死也未能解決。這使他苦悶抑鬱，伴隨終生。
他到底犯了什麼罪過，至死不被諒解？從網上查到的信息看，相當模糊，令人不得要領。
陳仁炳是湖北武昌人，歷史學教授。其父是著名基督徒陳崇桂，做過馮玉祥的隨軍牧師，跟司徒雷登是好朋友，後來也成了右派。父子右派，是老派知識分子在新政權的必然宿命。
陳仁炳幼年在湖北荊州瑞典人所辦的教會小學讀書。1925年去北京，就讀於基督教美以美會創辦的北京匯文中學。
1928年去上海，考入基督教美北浸禮會和美南浸信會聯合創辦的滬江大學。在校期間曾任該校基督教青年會會長。
1932年赴美留學，次年獲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社會學碩士學位。1937年獲美國密西根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任上海聖約翰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後至武漢，受抗日救亡運動影響，參加武漢合唱團，擔任領隊。率領合唱團赴東南亞演出，宣傳抗日，用義演募捐的款項支援抗日。武漢合唱團在南洋巡演活動中，共募得捐款1150萬元，為中國抗戰輸送了極為寶貴的援助資金。
1940年回國，在重慶廣播電台擔任總編輯，以及出任財政部秘書等職。
1945年前後受聘為蘇州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教授、上海師範專科學校社會學系主任和上海聖約翰大學文學院院長。1945年11月經周新民、李文宜介紹，加入民盟。
1947年在進步教授組成的上海市大學教授聯誼會（簡稱大教聯）中，擔任幹事，同時協助民盟創辦了中共地下黨直接領導的《展望》雜誌，並擔任該雜誌社副社長。
1948年5月22日，參加上海學聯在交通大學舉行的反美扶日萬人大會，在會上慷慨演講，激勵學生。是年10月，陳仁炳投身民盟上海市支部民運委員會工作，
1949年3月，被任命為民盟上海市支部解放工作委員會成員。解放軍渡江前夕，陳仁炳出版了文集《走向民主社會》，在書中嚴厲批評了國民黨的專制統治。
建國後，陳仁炳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人民監察委員會委員，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第一屆政協委員兼副秘書長，民盟中央委員。後任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在復旦大學擔任歷史系教授。
1957年陳仁炳提出「反對鄉愿（偽善）態度，提倡賈誼精神」，結果被張春橋點名批判。後來又被毛澤東在《打退資產階級右派進攻》一文中點名批評，受到批鬥，被劃為右派。文革中被算舊帳，再次遭到迫害。1978年被摘掉右派帽子，但維持原案不予糾正。
不過呢，在政治待遇上，還是給了他一定程度的恢復。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先後被選為民盟中央第五屆中央委員，第六屆民盟中央參議委員會委員，第九屆民盟上海市委員會顧問。
但維持原案不予改正的陰影，始終罩在頭上，成為心靈深處的創傷，無法消除。有人勸他想開點，他反問說，換作你，能丟下嗎？
陳仁炳的第一位夫人是去美國留學時在船上認識的，結為夫妻後，卻在顛沛流離的大時代無奈分離。後來，前妻曾從美國來大陸看他，卻因為信息不對稱的陰差陽錯含恨而去，成為永遠的遺憾。
新政權取得天下後，陳仁炳等人的作用其實已經完成。如果從此獨善其身，保持沉默，以求現世安穩，一般也不會有啥麻煩。然而知識分子的慣性思維和天生的批判意識，讓正直而有血性的知識分子做不到保持沉默，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一旦上面號召大鳴大放，百家爭鳴，自然便會在劫難逃。
盛世塵埃，性命如蟻。直言不諱，暢所欲言的結果是致命的。因言獲罪的基因代代傳承，一個民族的骨氣和底氣，遲早將會摧損殆盡。
相比儲安平，陳仁炳還算是幸運的。
2025年03月0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