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學最後三年（1957-1959）是在住家附近的兵馬司小學。這是一個至今還存在的小學，儘管已經搬離了原址。
這個兵馬司，顧名思義，不是個等閒的地方。明朝遷都北京後建立了相當於外府和縣那樣的管理機構，主要是五城兵馬司。北京兵馬指揮司始設於明永樂二年（1404年），於永樂七年（1409年）設為東城、西城、南城、北城、中城五兵馬指揮司。每個兵馬司均為獨立機構不受縣官約束，目的是彼此制約，防止政變。我這裡說的兵馬司就是西城兵馬司。明代的兵馬司隸屬於兵部。清代的兵馬司隸屬於都察院。鍾阿城對我說過，北京不是一般城市，北京古代就是一個兵營。看來是有些道理的。
兵馬司胡同西口就是我的兵馬司小學。在它的西面是趙登禹路，在它的東邊有個能仁胡同（原來叫能仁寺）。這裡過去估計是王府，但是查不出來是哪個王爺的府邸了。從大院裡種了很多松柏來看，北牆緊鄰著能仁寺，也可能是能仁寺的一部分。
學校大門朝南，門兩側有高大的槐樹，門口高台階兩邊各有一塊上馬石，門檻兩邊還有一對石刻的獅子。進大門迎面是一塊影壁牆，原來有龍鳳之類的雕刻被抹平。進院後向左是一個很大的四合院，院子裡有藤蘿架。再往西是一面院牆，牆的靠北一點有個月亮門，過了月亮門就是操場。操場南面有個大門，對著趙登禹路和政協禮堂。北邊有幾件房。操場是黃土地，操場的北邊有個水泥砌的高台，開全校大會的時候那是主席台，上課間操的時候體育老師在那兒領操。
大操場的北邊是音樂教室和學校的倉庫，往東又是兩進院落，有教室、圖書室、食堂，最北邊還有個小操場，好像是過去的後院改建的。大門正北是一間很高大的正房，大概有一百多平方米，屋內鋪著地板，這也是一間教室。正房兩側各有間耳房，是老師的辦公室。東面有六七個院落和夾道，裡面大概有二十多間教室，教室基本上都是老式房子，高大寬敞，只有東北角的幾間房是後來新蓋的。學校的各個院裡種滿了樹，主要是松樹、柏樹、楊樹，也有幾棵棗樹和葡萄散落其中。
學校西面的大街叫趙登禹路，以抗戰勝利後紀念在北平抗戰犧牲的將軍趙登禹的，是少數幾個解放後沒有改名的大街。趙登禹的另一面就是當時中國重要的會議場所，政協禮堂。一九五六年建成。在沒有人民大會堂時，許多重要會議在這裡舉行，其中最重要的活動當屬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歷屆人大政協會議也在那裡舉行。
這裡原來是清代的順承郡王府，民國十年（1921年）時順承郡王府賣給奉系軍閥張作霖。張作霖入據北京時，占用王府作為大元帥府，張學良與趙四小姐也曾在其中居住數年。1949年後，王府正門拆除建起政協禮堂，據說中路主要建築基本保存完整。東路前後數層院仍保存原有格局。1984年定為北京市重點保護文物。但這不是我們尋常百姓能去得了。現在某房地產公司按原樣、原比例整體在朝陽公園東面重建了順王府，外表很像回事，就是別看質量，讓王爺知道了，承包商肯定被砍頭。
我記得開中共八大，那時一九五七年九月，我剛轉到兵馬司小學。我們小學的操場被徵用為臨時停車場，停了很多救火車。可能是為了防止汽車突然開動打滑，把好好的黃土操場墊了很多碎石子，我們就沒有出操和上體育的地方了。
就在這個操場，學校請過當時中央台講兒童故事最有名的孫敬修老先生來給我們講話。我不記得他講什麼了，但記得，那天他穿一件呢子大衣，站在水泥砌的高台上。校長搬把椅子請他坐。他對我們學生說：「你們都站著聽，我也站著講。」
我還記得在那個操場頭一次聽政治傳達，好像是針對私人企業，當時叫地下工廠。校長念了個文件，說有幾個人私自開汽車修理店，非法牟利人民幣四千，五千不等，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所以我們從小就知道搞私有企業是彌天大罪。
我還記得，就在這個操場，校長用講小道消息的方式對我們說，在良鄉有人看到正在試飛三角飛機。我們都朦朧知道這是最先進的飛機的標誌，感到無比興奮和自豪，就和今天有人聽到中國航空母艦的消息一樣。可暑假到天津，和我小表哥提起，他說：中國連米格都要從蘇聯進口，哪能造那麼先進的飛機呢？我當時的反應不是辯駁為什麼製造不了，而是心裡頗不以為然，覺得他大約受大舅的影響，思想比較落後。因為我認為舅舅是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成員，民革是一個被統戰的組織，其成員思想就必然落後。在我當時的心理，凡是說中國有些地方不成的人，就是思想落後的人。
一九五七年五月開始大鳴大放，這是毛主席施展陽謀的時候，到了收網之時，我是小學四年級學生，並沒有涉及到運動，也不知道老師中誰被劃了右派。但趙老師的一件事卻令我當時百思不解。趙老師是個年輕的男老師，教我們自然。有一天上課時，突然講：「我們今天不上自然了，請同學給我提意見，我虛心接受。」其實我們對他沒有什麼意見，所以一開始頗為冷場，後來同學就開始舉手提意見了，事隔五十多年，記不得都提了些什麼，想來不過是雞毛蒜皮的事。但到後來似乎意見越來越尖銳，趙老師的臉色也越來越不好看。這時我身邊的一個同學舉手站起來又問了趙老師一個問題，好像是問他為什麼偏向女生之類的敏感話題。趙老師一下就哭了出來，大步邁過來一把攥住提問同學的衣領高聲說：「我帶你找校長評評理。」說著就把這個同學拉出了教室。我們隔窗看，他拖著同學的胳膊直奔校長室而去。那時把學生送到校長室對我們來說是最可怕的事情。我們都驚呆了，全班鴉雀無聲。直到下課鈴聲響了，趙老師還沒回來，我們就一哄而出，直奔校長室門口。
下面情節如何，我再也回憶不起來了，好像無論是那位同學還是趙老師都沒有什麼事。但趙老師在同學中原來很不錯的威信就此失去了。我現在琢磨，趙老師那時一定是個相信黨相信毛主席的好青年，要緊跟毛主席的腳步也試試大鳴大放，但最後由於沒有聽反面意見的習慣和文化修養，惱羞成怒，抓了個發言激烈的「右派」學生。毛主席當年反右是不是也為這樣個心理使然呢？好像又不是，毛主席自己都說了，是陽謀，是預先有部署的，看不出趙老師有這個計算。再說毛主席比趙老師高明不知多少倍，怎麼會自討苦吃呢？這個問題多年自問而不解，卻是我對大鳴大放的唯一見聞。
跟著而來的反右雖然不涉及我們小學生，但還是在我心上留下個陰影。事緣我看的一本兒童月刊，名字忘記了。上面有一個女孩子寫的文章說如何識別她父親的反動嘴臉並和大右派的父親劃清界限的故事。據她說她的父親是疼愛她的，是個民主黨派人士，所以她開始很難看清他的壞面貌。我看了心裡很沉重，因為我的舅舅是民主黨派的，我覺得這個故事就是在寫他，如果他要是右派我怎麼辦呢？幸虧，他不是。那時對親人的批判是要徹底否認其人，是要認識到他時時事事和處處都壞，而不僅僅是否定他們的哪些話哪些事。這嚴格批判對孩子是最難的，因為整天和親人生活在一起，就是希特勒也有他笑容燦爛的時候，怎麼會認識到他們一無是處的人呢？由於我的出身，這個問題由反右開始就一直纏擾我。
我從石駙馬大街小學轉到兵馬司小學上四年級的主要原因是這個學校離家比較近，家長比較放心。但我很不情願。因為這個學校的設施和石駙馬大街小學相比差了很多。學生的課桌是一排四個人的長椅，木條釘成的，經常因為釘子突出來，把褲子掛破了。
但是兵馬司胡同本身確實個了不起的地方。就在兵馬司的東口，原來的九號，是民國時期的著名科學機構——中國地質調查所的所址，該所成立於1913年。這是一個地質多學科機構，是當時中國地質學，礦床學、石油地質學、古生物學等學科的學術中心。第一個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就是在這裡被發現的。不僅如此，從「兵馬司九號」還走出了一批科學學科的開拓者。有考證說，其中有院士25位。章鴻釗、丁文江、翁文灝、裴文中、李四光等中國地質科學的奠基人和早期優秀學者均在這裡作過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