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大批政治犯投入監獄，既強制進行洗腦，又施以苦力勞役折磨，這套嚴重侵犯人權的暴行最早始於蘇聯。中共在大陸奪得政權後，尊蘇聯為「老大哥」，公開打出「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政治口號。於是全盤照抄照搬了蘇聯的一切作法。因此對政治犯也同樣如此折磨虐待。並將此暴行稱為「勞動改造」，簡稱「勞改」。
俄羅斯文學巨匠亞歷山大·索忍尼辛（1918~2008）以其長篇紀實文學作品《古拉格群島》（АрхипелагГулаг），（其全稱是《古拉格群島，1918——1956，文藝性調查初探》）不僅一舉奪得1970年度諾貝爾文學獎，也讓世人了解到蘇聯鐵幕後那個「黑洞」的情景。而筆者的難友、文友，老作家張先痴先生（已故）將「古拉格」三字顛倒撰成《格拉古軼事》一書，以及筆者2006年發表於美國「勞改基金會」下屬的網刊《觀察》上的《來自中國古拉格群島的報告》均對中國大陸勞改集中營的黑暗與殘酷作了詳盡地揭露，也引起了中、外不少人士的關注。由此，人們自然也就會想關注中共的勞改集中營中究竟是些什麼樣的人在裡面掌權主事以及具體如何作惡施暴呢？本人與這個魔鬼狹谷打了半輩子交道，青春年華都埋葬在那個罪惡的地方。當然肯定接觸了其中許多各式各樣，形形色色的獄吏。而許多人更是印象深刻終身難忘。即使在我已進入垂暮之年時，那一個個猙獰而可怕的面孔，還不時在我夢中出來，令我常常在惡夢中惶恐、掙扎，驚叫……直到被家人喚醒。這是何等刻骨銘心之痛啊！因此有必要將此作點敘述和記錄。
獄吏的名字也屬「機密」
毛澤東年代階級鬥爭不但天天講，更要處處講。勞改營中就更加一等了。因此，當局只許囚徒知道獄吏的姓，以便稱呼，其名字則不讓囚徒得知。囚徒只能叫其為「李隊長」、「張管教」之類。但他們之間少不了要彼此呼叫，所以時間一長也從聽聞中而知其名，但只是音，具體是哪個字只好猜測估計。直到後來我在監獄醫院從事所謂「醫務勞動」，這處方箋或治療單上必須寫名字，否則藥拿錯了，針打錯了不但後果嚴重，而且他們也怕死呀。因此獄吏們只要來看病也不得不說名字。這算我們搞醫的一點「特權」。但由此也挨過打罵。一次一個勞改幹部（即獄吏）來看病，我小心翼翼請教其尊姓大名。他很不高興地說了三個字「王中正」。我剛在紙上寫下「王中」二字，他便在頭上不輕不重地敲我一下，並罵道「渾蛋！你怎麼寫的」？我驚詫莫名不知哪裡錯了？這時他才說「宗教的『宗』，政治的『政』」。這時我才猛省，原來他怕我寫成「中正」豈不與蔣介石總統同名，在那個年代還得了麼？我啼笑皆非只好連連認錯。最後他起身時還不忘「教育」我一句「今後要注意，不許再犯」！我只好連連應承。心裡卻在罵道「你算個什麼東西？給蔣委員長提鞋都不夠格」。當然，這只能是「腹誹」之詞。但也足見那個年代的既恐怖又可笑。所以下面提到的獄吏的名字。有些人只能是音相同，字不一定準確。
農村小混混伍映堂
中共勞改集中營最高的一級組織叫「勞改支隊」（首腦為政委與支隊長）；其下是大隊（同樣設政委與大隊長）；大隊下是中隊（設指教導員與中隊長）中隊下是分隊，一般只有一名分隊長，管著若干個犯人小組——這就是中共勞改隊大體組織情況。而每個中隊設一名所謂「管教幹事」，此人專管對囚徒的所謂「改造思想的教育」，即用黨八股與中共的惡法來給囚犯進行洗腦。伍映堂就是當年四川芙蓉煤礦勞改支隊第五中隊的所謂「管教幹事」。此人本系四川珙縣農村中一個無業小混混。土改中當了積極分子，鬥地主時當地許多農民對地主下不了毒手。這伍映堂則兇殘異常，對地主及其家人捆綁吊打，罰跪碎瓷渣地面，灌辣椒水…他都一馬當先毫不手軟。因而深得領導青睞。土改後因為他當時人年輕才二十出頭，又極會向領導獻殷勤。這位領導當了高縣警局長，便把他招入局內成了個小警員。但此人文化太低大字不識幾個，很難勝任辦案、取證之類的工作。於是1956年便將其送去勞改隊當幹部。當時中共警、司單位對一些半文盲之類的低能兒不好安排工作，便往勞改隊調。因為那裡初成立需要人。只要學會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認罪服法，安心改造」這幾句話。會開門關門，清點人數。就OK了！而那位領導因伍映堂會拍馬屁獻殷勤，調走前又送了伍映堂一張「布票」（「布爾什維克黨」之票），再加上此人出身貧農，這自然就等於拿到了一張中共當時官場上很吃香的通行證。
因此此人到勞改隊後不幾年便由分隊長升為管教幹事，後更成了中隊的「指導員」雖然步步高升，但智商文化卻進步甚微。拿著囚犯花名冊點名，許多名字他都認不得就亂叫，不識之字便認半邊。如「吳靜齋」他叫「吳青文」對方一時反應不過來沒答應「有」！他反而大罵「你耳柔打蚊子去了呀！我在喊你」。弄得對方哭笑不得。還有位前國民政府官員複姓司馬，名慕遷。本是一個含歷史掌故有文化底蘊的名字，表達了對太史公司馬遷的敬仰，也表達了對孩子的期盼。可這伍映堂不但不懂，連字也不識。點名時便喊道：「司馬……啥子雞巴遷哦？取你媽些怪名字……」他自己無知，還如此無理亂罵人。囚徒只有無辜受辱，痞子便是如此蠻橫霸道。他有時「雅興」一來，還要給大家讀報宣講時事，結果更笑話百出。一篇報導宣傳所謂解放軍如何英勇善戰。文中「一門迫擊炮」他竟讀作「一門追擊炮」，「狠狠打擊了敵人的挑釁」，他讀成「狼狼打擊了敵人的挑半」等等。我們坐在下面聽著又不敢笑，只有咬著牙強忍著。就這樣的低能兒，蠢貨，竟然派來對我們這些原國民政府官員，文化知識人，教師，文人，學生……進行所謂「思想教育改造」，真是智愚錯位，是非顛倒，只有共黨極權專制下才有這種怪事情。
當然勞改集中營里像伍映堂這樣的獄吏絕非個別而是普遍存在。例如有個姓孫的共軍轉業兵，調來勞改隊，因其說話聲調特別大，像吵架似的，我們便給他取了個外號叫「孫大炮」。他當過兵自然見識過「訓話」場景.於是便拿囚徒來作「訓話」的對象，以過把官癮。他裝腔拿勢乾咳兩聲便說「今天下午我看大家在幹活中，多數同志還是自覺的，但有個別同志就很不自覺呀，我今天暫不點你的名……」他把我們這些所謂的「階級敵人」稱「同志」，在中共看來，他自然是喪失黨性立場，嚴重的政治錯誤。可是我卻覺得若與這種愚氓蠢貨為「同志」那才真是我的一種奇恥大辱。
暴徒「餘一腳」
先說這「餘一腳」名繼發，是河南農村中的一個放牛娃，共軍四十年代從那裡經過，他年僅16歲便被共軍裹挾入伍。當時他沒有名字，叫餘三娃。其連指導員看他樣兒有點像前幾天在戰場上被國軍擊斃了的一個共軍士兵張繼發，便「靈機」一動把這死人的名字給了他。據余繼發後來對人說，這「烈士英靈」給他帶來了好運。一路打仗順風順水只受了兩次輕傷，到1950年他已混成個副排長了。1954年以排級軍官身份「轉業」地方被分配在四川滬州專區監獄當勞改隊獄吏。此人生性暴烈，再加在共軍里成天黨文化灌輸的就是仇恨，仇恨。所以他大概就相信這些囚徒就是「舊社會」里「剝削」了他的「地主老財」。所以平日對囚徒只要一點不合其意，非罵即打。而且他經常穿著一雙共軍官的軍用皮鞋，厚重結實，他卻藉此為「工具」動不動便飛起一腳踢向對方。本來此人就是個粗人有點牛勁，再加那厚重的皮鞋，所以往往便把對方踢倒在地，多少天后都還在痛。所以大家恨死了這傢伙便送給他一個外號叫「餘一腳」。後來此人突然患了骨結核病。當時中共的醫藥非常落後，經過半年多治療，結核雖愈，卻落下一條腿畸形殘疾。成了個跛子，這下真的成了只有「一腳」是好的了。我們背後都笑著罵：「踢人踢多了，報應，活該」！他從此自然無法再踢人了。但此人仍怙惡不悛。不能腳踢便用手打。更經常用繩子捆人，甚至把人捆到大小便失禁。在一次鬥爭一個叫陳忠良的囚徒的「鬥爭會」上，這個余獄吏拿著一根竹棍猛揍陳忠良的腰腿部，最後竹竿都被打斷，而陳忠良多日不能正常走路。余之兇殘由此亦可見一斑。
後來「餘一腳」在瀘州看上了個姓彭的姑娘，這姑娘卻十分討厭這個跛子。可余有點小人的聰明，當時他是排級幹部轉業，工資比一般幹部還多一些。他便向彭姑娘的母親跪下說「只要你女兒與我結婚，你老人家我養你一輩子」。這老太太寡居只此一女正愁老年生活無著。聞此言便以「父母之命」強令女兒與余完婚。五十年代的中國這套陋習還比較盛行。彭姑娘最後含淚嫁給了「餘一腳」。婚後二人自然貌合神離同床異夢，而余又是個愚頑之人脾氣特怪。他只要看見其妻與哪個年輕男人多說了幾句話，便疑彭姑娘與這男人有私情。於是在夜間家中便對其妻審問加暴打。彭被打得喊「救命」，旁人誰會去管？第二天其妻來監獄醫院找我們名為「看病」實則治傷，身上青一塊，紫一塊，真是慘不忍睹。可見此人品質之惡劣，心腸之歹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