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厚蘭在萬人討孔大會講話
文革初期，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和北京大學的聶元梓、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以及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統稱為北京高校造反派的五大領袖，他們組織、參與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動。其中，譚厚蘭率領200多人的隊伍，遠征山東曲阜，對孔廟、孔府、孔林進行了摧毀性的破壞。據後來統計，共毀壞文物6618件，燒毀古書2700餘冊，各種字畫900多軸，搗毀歷代石碑1000餘座，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文物70餘件，珍版書籍1700多冊。譚厚蘭主持的這場打砸，被認為是全國「破四舊」運動中損失最為慘重的浩劫，她也因此贏得了「文革暴徒」的稱號。
譚厚蘭，1937年出生於湖南省望城縣一個農民家庭。高中畢業後留校工作，加入組織。24歲時，被湘潭一中作為調干生推薦到北京師範大學政教系學習。學習期間，曾抽調到《紅旗》雜誌幫忙，在那兒結識了日後升任《紅旗》雜誌副主編的林傑。
從現存的照片看，譚厚蘭個頭不高，體形略顯瘦小，戴一副普通的白框眼鏡，身著舊布衫，同那個時代的許多女性一樣，不看重修飾打扮。她成績一般，在同學中並不起眼。但文革一來，根正苗紅的出身，使她突然變得能說會道，與人辯論，口齒伶俐，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退避三舍。
在北師大，她最先響應北大聶元梓的行動，在校內貼出大字報，將矛頭指向校黨委，後來又對準市委派來的工作組，為此受到批鬥，釀成了「六二〇事件」。很快，工作組被毛澤東下令趕走，她就成了敢於鬥爭的「英雄」和公認的學生領袖。她看準風頭，乘勢而為，在1966年8月底拉起一支隊伍，組建了北京師範大學「紅衛兵井岡山戰鬥團」，並自任總負責。
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造反從學校走向社會。1966年的一天，康生把譚厚蘭找去，要她去山東曲阜孔廟造反。康生說：「我想了三天三夜，畫了一張那裡的印象圖。」康生把圖交給譚厚蘭，接著說：「到那裡，該砸什麼就砸什麼。」
康生為什麼要畫一幅造反圖？因為孔廟和別的「四舊」建築大不一樣，不是隨便砸一下就可以完成的。曲阜的孔廟自西漢以來，經過歷朝歷代帝王不斷加封諡號，規模越來越大，形成了占地327畝，前後九進院落的巨大建築群。廟內有殿堂、壇閣、牌坊近500間（座）。四周紅牆圍繞，四角配以角樓，是仿照北京故宮樣式修建的，與相鄰的孔府、城北的孔林合成「三孔」。
要對這樣大的區域和範圍造反，不是少數人三五天就可以完成的。
當年，北京城有五大造反領袖，為何只選中了譚厚蘭？這應該和《紅旗》雜誌社的副總編林傑是有關係的。兩人文革前便已相識，林傑受命於康生，康生要物色紅衛兵到曲阜造反，林便推薦了譚厚蘭。最終，譚厚蘭主持的曲阜造反，果然不負康生所託，將孔廟的破壞做到了全國第一，這也使譚厚蘭成為了公認的「文革暴徒」。
1966年11月的一天，得到康生指示的譚厚蘭，以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帶領「北師大井岡山戰鬥團」的200餘人，來到了山東曲阜。他們在一份《討孔戰報》中說：「今天，孔家店是收藏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四舊污垢的三合店，是樹立毛澤東思想絕對權威的大障礙。」
1966年11月11日，時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從北京打來電報，指示「孔廟、孔府、孔林不要燒掉」，但「孔墳可以挖掉」。這等於告訴譚厚蘭，建築不燒，但裡面的東西可以毀掉。
同一天，時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戚本禹也打來電話說：「漢碑要保留，明代以前的碑，也要保留。清碑可以砸掉。對孔廟可以改造，可以像『收租院』那樣。孔墳可以挖掉。可以找懂文物的人去看一下。」戚本禹這番話表面看是在劃分保護範圍，實質是在提醒紅衛兵可以砸碑。而且處在當時那種極左狂熱的背景下，紅衛兵何嘗會理會什麼漢碑、明碑，再說這些人也根本不懂，在他們眼裡，無論什麼年代的碑，一概都是封建主義的石頭，都該砸而毀之。戚本禹所謂「找懂文物的人看一下」，更是隨口說的廢話，一是紅衛兵願意問嗎？二是那些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的專家敢說真話嗎？於是最終的結果，是所有的石碑都被當作清碑砸掉。
在陳伯達、戚本禹等人的支持下，譚厚蘭有恃無恐，她和一群人制定了行動計劃，起草了《火燒孔家店——討孔檄文》和《告全國人民書》，通過媒體大肆宣傳。
面對洶洶氣勢，為了阻止紅衛兵破壞「三孔」，曲阜人用大木箱將孔府門前的石獅子整個罩起來，外面再貼上毛主席像，還寫上標語，以為如此一來，誰也不敢動手，就更別說砸了。
但這樣的努力在反孔風暴中不堪一擊。
為了獲得更大支持和造成聲勢，11月12日下午，譚厚蘭聯合曲阜師範學院紅衛兵成立了「徹底搗毀孔家店革命造反聯絡站」。
11月15日，在孔府大門前舉行了「徹底搗毀孔家店誓師大會」，當場砸毀了國務院1961年頒發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碑，並以余怒未消的措辭，給國務院發了一封抗議信。會後，紅衛兵們分頭衝進孔廟、孔林、周公廟，開始砸碑、拉匾、搗毀塑像。
一些紅衛兵將大成殿的「萬世師表」等大牌匾摘了下來，拉到孔林西南角處縱火焚燒。
大成殿內的孔子像，胸前貼上了「頭號大壞蛋」的標語。包括孔子在內的十七座先賢塑像，被從坐檯上拿了下來，斷頭、腰斬、開膛、破肚。
有人從孔子像中掏出了一部線裝古籍，這是一部裝禎考究、古色古香的明版《禮記》。受到啟發的紅衛兵隨即將目光轉移到其他塑像，很快便從顏回等「四配」、顏淵等「十二哲」的塑像肚子裡紛紛掏出了線裝的《周易》、《尚書》、《詩經》、《春秋》、《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古書。
沒有參與掏書的紅衛兵，便將那些摔落在地上的至聖先賢們的頭顱像足球一般踢來踢去，上演了一場自古以來對傳統文化給予最大蔑視的鬧劇。
這個時候，作為造反行動的指揮者，譚厚蘭也沒閒著。她讓濟寧地區和曲阜縣的幾位領導跟在她的身後，自己趾高氣揚躊躇滿志的走在隊伍最前面，再往後，是一大串戴著高帽子的「牛鬼蛇神」。這些參加過1962年「孔子討論會」的學者，譚厚蘭命令他們陪孔子塑像遊街，美其名曰「為孔老二送喪」。
1966年的11月29日，天氣陰冷。一大早，便有紅衛兵在孔林里跑來跑去，一些紅衛兵拿著油漆桶，在明代和明代以前的石碑上，用紅漆塗「留」字。過了不久，就看見浩浩蕩蕩的大隊人馬，扛著鐵鍬，喊著口號湧進了孔林，人群分別向孔子墓和孔令貽墓匯集。這天，13歲的劉亞偉吃完早飯，便聽說北京來的譚厚蘭要帶領紅衛兵去扒孔子墓，他和一幫孩子都跑到孔林去看熱鬧。他們趕到時，孔子墓周圍已經擠滿了人，負責維持秩序的紅衛兵手挽手拉起了人牆，擠不進去的群眾便爬到樹上和圍牆上觀看。
孔子墓前，那塊高大的墓碑上塗滿了口號，一根粗繩套住了墓碑的上端，紅衛兵人分兩隊，分別拽住兩邊的繩子，等待指揮的號令。
高音喇叭在頭頂響了起來：「扒墳破土儀式現在開始！」
厚重巨大的「大成至聖文宣王」石碑，在一陣整齊的吶喊聲中，先是鬆動，後被拉倒，轟的一聲，重重地撲倒在碑前的石頭供桌上，斷為兩截。
從北京趕來的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的攝影師，跑前跑後，記錄下了這一幕史無前例的場面。
紅衛兵小將為了加快掘墓的速度，動用了雷管和炸藥。劉亞偉親眼目睹了孔子的墳被炸開，墳冢上的黃土四處飛散，站在遠處的劉亞偉，身上落滿了「細碎金粒子一般」的黃泥土。其他紅衛兵在往樹上繫繩子，把棺材裡的屍體吊起來。
隨即，其它的墓穴被先後挖開，孔子第76代嫡孫、衍聖公孔令貽的屍體被拖了出來。孔令貽是孔林掩埋的最後一位「衍聖公」，這是孔子嫡系長子長孫的封號，自宋代起就成了孔府的世襲爵位。
在掘墓的紅衛兵小將身後，擠滿了從四面八方趕來看熱鬧的穿著土布棉衣的當地農民。這些人開始只是觀望，但隨即就開始瘋搶墓穴里的陪葬品。與孔林毗鄰的林前村，得地利之便，瘋搶尤為積極，許多農民靠挖孔墓發財致富。當年流傳過一種說法，「一夜挖出個拖拉機」。面對如此誘惑，一位曾被指派前去保護孔林的村幹部，也加入了掘墓的隊伍。
此時，場面已經完全失控，紅衛兵一度想要阻止挖墳行動的擴大，但已無能為力，村民們眼裡只有金銀財寶，誰來阻擋，都會遭到一頓暴打。就這樣，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孔氏家族墓地，隨著掘墓行動的展開，地下隨葬品被洗劫一空。
這場鬧劇，從1966年11月9日最初進入，到12月7日結束，在曲阜延續了29天。
砸掉了「孔家店」，譚厚蘭聲名大振，成了一時轟動京城的人物。1967年，她在江青的授意下，接二連三衝擊國家機關，帶頭反擊「二月逆流」，帶人砸掉譚震林領頭舉辦的大寨展覽會，率先提出「打倒譚震林」的口號。
她還多次組織和挑起武鬥，殘酷打擊北師大的反對派。她的表現得到了中央文革的肯定和賞識，頭上的光環越來越多，不僅擔任了北京師範大學革委會主任，又兼任了北京的大學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和北京市革委會常委；
還和姚文元率領中國青年代表團訪問過阿爾巴尼亞，她擔任副團長，出盡了風頭。
這個貌不驚人的女子，從一個寫大字報反對北師大領導的學生，一路走來，秉承旨意，飛黃騰達，
然而好景不長，1968年7月28日凌晨，譚厚蘭等五人最後一次見到導師。導師嚴厲批評了他們光搞武鬥，不搞鬥、批、改的錯誤。
第二天，首都「工宣隊」進駐北師大，譚厚蘭被排斥在一邊。1968年10月，她作為大學生，被分配到北京軍區4627部隊農場勞動。
1970年6月，譚厚蘭被調回北師大隔離審查，從此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清算。
1975年8月，審查結束，她被送到北京維尼綸廠監督勞動。1978年4月，北京市警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譚厚蘭。
1981年，譚厚蘭檢查出患有宮頸癌，被保外就醫。是年9月，被允許回老家湘潭治病。
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檢察分院做出了對譚厚蘭免於起訴的決定。
1982年11月，譚厚蘭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後路程，終年45歲，一生未婚。
2021-09-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