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代宗師吳宓，是當年留學美國的「哈佛三傑」之一，錢鍾書、季羨林皆出其門下。文革中吳宓慘遭批鬥，關進牛棚，雙目幾乎失明。有一次走在路上，有個年輕人走近前來叫他「吳老師」，他以為自己聽錯了，努力睜大昏花的眼睛問道：「你在叫我嗎？」青年頷首而答：「是的。吳老師您這是在散步麼？」吳宓頓時熱淚盈眶，摸索著從內衣口袋裡掏出一張十元鈔票，遞給對方。青年不知所措，搖手拒絕：「吳老師，你這是做什麼？」吳宓含著淚說：「已經有很多年沒人叫我老師了，你是第一個，我心裡感動呀。你一定要收下，否則我於心不安。」
二
1956年7月，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巫寧坤被安排在翻譯處工作。翻譯處徵調了北京各大學的著名英語教授，其中也包括錢鍾書這樣的人才。在當時相對寬鬆的政治氣氛中，大家都覺得自由自在。有一天，巫寧坤翻譯一篇發言稿，發現原文辭不達意，不禁脫口大聲說道：「這麼笨拙的文字，讓人怎麼翻啊？」此時，坐在他對面的錢鍾書，惡狠狠地盯了他一眼，同時把右手食指豎在自己的嘴唇上輕輕「噓」了一聲，提醒巫寧坤不要口無遮攔，忘乎所以。
三
1960年10月，巫寧坤這批勞教的右派，被武裝押送到河北省寧河農場，面臨更加嚴重的饑荒。許多人發生了不同程度的浮腫，也有因此而死亡的。巫寧坤的繼母和妹妹從北京，妻子的幾位兄長從天津，不斷輪流「探監」，給他送去從黑市購買的高價食品。有一次，妻子的大哥又送來一包烙餅，同室中一個姓劉的學者，原是搞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已經浮腫了很久，他用優美的柳公權字體給巫寧坤寫了一張紙條：「教授，我懇求您借給我一張烙餅，等內人從湖南給我送來食品，我保證一定加倍奉還。」巫寧坤趁別人不注意時，悄悄地給了老劉一張烙餅。第二天，老劉被通知搬到重病號集中的房子。分手前，老劉用他濃重的湖南口音對巫寧坤說：「老巫，那張烙餅的味道真是太好了。等我內人一到，我就加倍地奉還你。」巫寧坤寬慰他說：「你別掛在心上，你要多多保重。你要是還不了，我就把你的柳體字借條裱起來作個紀念。」
老劉最終沒能逃過饑荒，死在了寧河農場，是巫寧坤和另外兩個人一同把他安葬的。
四
1953年的春天，正在規劃如何建設新北京的時候，蘇聯專家來了，帶著大氣磅礴的圖紙，上面畫著寬闊的大馬路，和整齊劃一的蘇式建築。他們的建議很有氣魄：將老城推平，在原地建設一個嶄新的、現代化的都市。
梁思成也拿出了自己的方案。他和建築師陳占祥一道，熬了無數個通宵，拿出了一個保護老城的「梁陳方案」。
這個方案將老城完整地保護起來，使它變成一個「文化區」，一個活著的歷史博物館。然後，在西邊，建設一個嶄新的行政中心，安置政府大樓和辦公區。
可惜沒人理睬這個方案。有人甚至在會上拍著桌子說：「城牆是封建象徵，留它何用？不能讓它妨礙交通！」
那些人真的就這麼做了。1953年的一天，北京城的第一座牌樓，在機器的轟鳴聲中被拆除了。
他決定做最後一次的抗爭，他在會上大聲疾呼，希望不要再拆。他說：「拆掉它，就像從我身上挖下一塊肉。」
全場死寂。沒人接話，人心已經麻木。
他痛感孤立無援，終於控制不住失聲痛哭。
1955年，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被下令撤銷，此前。他是這個委員會的副主任。這意味著，他已經沒有了話語權。
1957年，北京外城的城牆開始大規模拆除。
有人裝模作樣地跑來問他有什麼建議，他無言以答，只說：「你們拆吧，我不說了。」
但每天，他都會一個人，形單影隻地來到工地，就遠遠地站在附近，默默地看著，看著城牆在一片塵土中轟然倒塌。
他就這麼站著，一站就是一個小時。如同一個無助的老人，為一座正在殘廢的城市痛心疾首。
五
1958年，在農墾部部長王震的奔走下，北大荒在接納了10萬轉業官兵的同時，還接納了1039名右派，其中包括艾青、丁聰、吳祖光、尹瘦石、黃苗子等文化名人。
有人聽說此事後嚇了一大跳，好意提醒他說：「這麼多右派你怎麼消化得了？吃下去要肚子疼的。」王震笑了笑說：「十萬大軍我都吞下去了，還怕這些右派嗎？」
當年夏天，王震來到右派比較集中的853農場看望落難的右派。在分場的一棵老槐樹下，王震對集合起來的右派們笑容可掬地說：「我是王震，向同志們問好！我是來看你們的，和你們交朋友的，你們要不要啊？」面前的一群右派，都是階級敵人，在反右鬥爭中早成了驚弓之鳥，如今在背井離鄉、人地生疏的北大荒，被這兒最大的長官親切地稱呼為「同志」，頓時受寵若驚，激動得熱淚滾滾。
在這批右派中，著名詩人艾青是王震親自出面要來的。艾青全家不僅在生活上得到關照，王震還特地安排艾青到852農場擔任林業分場的副場長。
文革中，輪到王震也受迫害。1969年10月，他被下放到江西紅星農場。李汝慶是農場中從事畜牧獸醫的科技人員，因為海外關係和反右期間的問題，在場裡被當做重點「牛鬼蛇神」批鬥了三年。王震了解情況後，通知李汝慶到總場開會。見面時，王震說：「我和你們黨委研究過了，現在決定解放你，你就坐下來和大家一起開會。」李汝慶每次參加批鬥會，不是站著就是跪著，現在一聽見讓他坐下來開會，頓時激動得潸然淚下。從此，李汝慶一心撲在工作上，把自己的聰明才智，全部貢獻給了紅星農場。
六
57年反右時，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親自掛帥，兼任四川大學反右領導小組第一組長，第三組長是老校長謝文炳。
反右進入後期，還有兩個右派指標沒有完成，於是把知識分子的發言記錄又審查了一遍。當翻閱到一個名叫戴星儒的材料時，發現他連一句嗚放的言論也沒有。李井泉問：「此人為何不發言？」謝文炳說：「此人地主出身，不敢說話。」李井泉叫道：「哎呀，以沉默反抗現實，不是右派是什麼！」
謝文炳解放前是地下黨負責人，對李井泉這樣隨意確定右派指標，深感不妥，忍不住問道：「李政委，川大教授三分之二都是右派，怎麼這麼多？如果信得過川大黨委，能否給我們一點權限進行甄別一下？」
李井泉看了他一眼，詭異地笑了，說：「我知道還有一個右派是誰了……」
謝文炳問：「誰？」
李井泉用手指著他說：「就是你呀，而且還是總右派！」
聞聽此言，謝文炳如遭五雷轟頂，目瞪口呆。反右小組當天即宣布撤銷謝文炳黨內外一切職務，每月發給12元生活費；並給謝文炳大女兒所在的工作單位發了一封加急電報，要求對方撤銷其給中央領導擔任俄語翻譯的職務。謝的妻子承受不住打擊，很快氣絕身亡；謝也鬱鬱寡歡，委頓多年，直到撥亂反正又才緩過氣來。
2025年11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