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在紐約曼哈頓下榻酒店接受專訪後邀請記者合影。左起陳順妍、高行健、曾慧燕、西零（本名楊芳芳）。
「沒有主義」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遊走在靈山聖水之間，他主張文學價值應超越政治、民族、國界、語言及時代，「以一體之心升華世界」。
與高行健同為流亡作家的劉賓雁，生前認為中國苦難深重，作家應負起社會關懷和社會責任感。高行健對此並不認同，他拒絕充當「社會良心」和人民代言人，他認為一個作家應以自己的聲音說話，而這種獨立性是知識分子缺乏的，「我們應倡導這種獨立不移的精神」。
高行健是作家馬建（現居英國）的伯樂，馬建成名作《伸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他是最早的讀者，讀後馬上向《人民文學》主編劉心武推薦。而馬建認為作家是時代心靈報警器，必須見證歷史，關懷社會，鼓吹人文精神，不平則鳴。
馬建說：「如果你對你的時代視而不見，你不能算是一個作家，更不能說你是個文學家。」
對文以載道不以為然
不過，高行健對「文以載道」不以為然，他反對文學為政治服務，他只為個人而書寫。
高行健坦言他與劉賓雁和馬建的看法不同。而作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被他的中國作家同行批評得最多的就是他「沒有社會關懷」。被他視為知音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前所長、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客座教授劉再復挺身而出為高行健辯護。
劉再復說，人們往往誤以為高行健沒有社會關懷，「這是極大的誤解」，高行健只是從政治抽身之後，從更高精神層面去關懷人類的生存困境和自身的人性困境與心靈困境。
1985年，諾貝爾文學獎評委之一、瑞典漢學家馬悅然跟華裔妻子陳寧祖飛台灣途中，陳寧祖讀了高行健的中文短篇小說《鞋匠和他的女兒》，她對馬悅然說：「這篇小說寫得很好，你非看不可，一定會欣賞。」
馬悅然讀後，覺得妻子推薦果然不錯。馬上開始把它翻譯成瑞典文。從那時開始到2000年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馬悅然幾乎把他所有著作都翻成了瑞典文，包括獲獎代表作《靈山》、《一個人的聖經》等。高行健獲獎，馬悅然和劉再復都功不可沒。
劉再復不但是高行健的知己，還是幫助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重要推手。1988年，《靈山》的手稿是劉再復從瑞典背回北京請專人打字、校對，再交瑞典大使館捎回給馬悅然翻譯的。
因此，高行健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將其中一枚副章贈與劉再復，正章自己存念，與「知己」劉再復分享得獎的榮耀。
在百年諾貝爾文學獎歷史文學獎歷史中，華人作家一向缺席。高行健獲獎意味「零的突破」，是有史以來首位得到這項榮譽的華人。諾貝爾委員會形容，他的作品具有「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為中文小說藝術和戲劇開闢了新的道路」。一些西方學者指出，高行健的作品重視人性刻劃描寫，容易引起讀者共鳴。但不少華人讀者認為他的作品艱深難讀，因而「曲高和寡」。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系主任金聖華指出，不少人初讀高行健作品，往往會茫無頭緒，失落在他那嶄新的結構與表達方式中。其實，高行健採用的，是一種漢語獨特的「語言流」，是一種最接近真實的表達方式。作家要表達的是一種「冷的文學」，即以清醒自製、極度理智的狀態來自我解構及觀察世界，並在筆下刻劃生命中最沉隱秘的面貌，把種種人性的優點、弱點無情揭露，如實呈現在世人面前。
金聖華說，不論戲劇、小說、文學理論或繪畫，高行健在創作中展現的就是這種蘊含禪意、充分個人的表達，但也宣示了最徹底、最純淨的文學立場。
為何高行健會獲得諾貝爾評委的垂青？諾貝爾評委認為，高行健的作品題材豐富，實驗性強。他的小說突破起承轉合的固有模式，以三人稱來代替人物，用述訴的語言代替情節，形成了另一種小說的結構；他的劇作揉合了西方現代文學的觀念技巧與中國老莊哲學到禪宗所體現的東方精神，將民間的傳統遊藝、饒舌、戲曲與西方的實驗戲劇共冶一爐；而其融匯中西文化的特質亦見諸其既非具象、亦非抽象的水墨畫當中。
對瑞典文學院將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高行健，當時的中國作家協會有關負責人曾說：「中國有許多舉世矚目的優秀文學作品和文學家，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對此並不了解。看來，諾貝爾文學獎此舉不是從文學角度評選，而是有其政治標準。這表明，諾貝爾文學獎實質上已被用於政治目的，失去了權威性。」由於封殺，中國大陸很多青年人都不知道華人作家高行健，「這在21世紀的中國，無論如何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10年受冷落一朝「鹹魚翻身」
高行健得獎前，其代表作《靈山》早已在台灣《聯經》出版社出版，但受盡冷落，出版10年銷量乏善可陳，「聯經」曾把《靈山》列入清倉處理品，五折減價，仍賣不出去。但在高行健獲獎後短短四個月，《靈山》即賣出了12萬本，可謂「鹹魚翻身」的典型。
《靈山》是一部長篇小說，長達六、七百頁。金聖華說，《靈山》是一本與傳統小說極不相同的作品，既沒有故事連貫的情節，也沒有個性鮮明的人物，作者善用「人稱變化」表達感知角度的不同，以第一稱展開帷幕；第二人稱「你」自我投射；第三人稱「他」觀照觀照反思。「這一種結構複雜的描述，蘊藏豐富內涵，把中國文化中有別於中原正統教化的一面，盡情挖掘、詮釋，並加以發揮。金聖華指出，高行健語言純淨的特色與形式多變的風格，也體現在其他小說上，如《一個人的聖經》及戲劇《彼岸》等。
《一個人的聖經》主題與《靈山》一脈相承，是繼《靈山》之後的一部自傳式作品。論者稱它為《靈山》的姊妹篇、反應文革大時代的悲劇史詩，如果說《靈山》是桃樂土的朝聖行，《一個人的聖經》卻徘徊在時間的洪流中，由記憶與遺忘交織而成。用劉再復的話說，是嚴峻到近乎殘酷，真切到不避自剖的「極端現實主義」寫法，它比《靈山》還要冷靜。
高行健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其代表的積極的「逃亡」與孤島狀態，獲得「普世性」的認同。追蹤高氏文學精神長達20年的劉再復，是最了解其得獎前後的人。
劉再復指出，高行健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中國作家。正如李歐梵教授所說，高行健的審美趣味是歐洲高級知識分子的審美趣味，精神內涵比較深邃，藝術形式也比較不同一般。「因此，要進入他的世界，相對就比較難。」
劉再復說，《靈山》以人稱代替人物，以心理節奏代替故事情節，以內心多重語言關係代替外部的主體關係，這是中外小說史上沒有的，但它獲得成功。他個人認為，高行健得獎實至名歸。
他說，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有人說這是瑞典學院給他「雪中送炭」，他卻以為這是「錦上添花」。「高行健本來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特例」，思想、風骨、文形兼備，寫的是世上少有的錦繡文章，諾貝爾獎只是給他增色，真價值卻是方塊字與法蘭西文字織成的「錦繡」本身。可惜故國的權勢者卻是一群「錦繡盲」，他們只知權柄與烏紗帽的價值，不知高行健的精神價值，至今還嚴禁他的書籍，到處堵塞他的影響，真是荒唐愚蠢至極。」
劉再復認為，若有人要批評高行健不該得獎，至少要看過他的作品，否則就沒有發言權。「像高行健的《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這樣優秀的、用我們的母語寫作成功的巨著，也是被瑞典文學院肯定為最高水平的巨著，卻被阻擋在國門之外，這是中國人的悲哀。」他相信也確信，「禁止高行健的作品進入故國，一定是歷史性的錯誤。」
劉再復也因高行健受牽連，他評論高行健的學術文章和任何有關文字，都不能在大陸發表。他指出，當年前蘇聯因帕斯捷爾納克（《齊瓦哥醫生》作者）獲獎而驚恐萬狀，利用整個國家機器對付一個人類最優秀的心靈，早已成為歷史笑柄，當今各種帝王元首再也沒有這種膽量，唯有中國大陸還在製造「這種沒文化的醜劇」。而在文藝界學術界，一些名流學人，又因為高行健的名字沖淡其「話語英雄」的光彩而很不高興，「低調的高行健竟然也威脅了他們的話語霸權」。於是，也在明處暗處加以排斥。高行健未獲獎時誰也不得罪，一獲獎卻莫名其妙得罪了一大片。
他說，馬悅然教授「才是進入高行健精神深處和中國文學深處的卓越先行者」。2000年1月新華社發布中國作協抨擊瑞典文學院「別有用心」的消息後不久，馬悅然在電話上對劉再復說：「我們選擇高行健選對了，可是你的祖國卻把我當做階級敵人了。」劉再復立即告訴他：「那些打擊高行健的機構不是我的祖國，高行健為我們的方塊字，為我們的母親語言爭得光榮，我們的祖國將來一定會感謝行健和你的。」
後來，馬悅然告訴劉再復，他終於到山西呂梁山見了想念很久的高原風光，見了他喜愛的山西作家李銳，十分高興。「看來，故國已不把他當做「階級敵人」了，這樣很好，知道一個把畢生心血獻給中國文學的友人並非「敵人」就好。」
劉再復強調，「高行健屬於中國，也屬於全世界。」他相信他寫的《有關高行健的論著，不會因為在中國被禁行而枯死，「它將會與人間的《靈山》讀者同在，也將與明天的故鄉的山脈河流同在。」
以一體之心升華世界
高行健9月14日在紐約接受由人道主義和世界和平促進者親穆儀（SriChinmoy）大師頒發的「以一體之心升華世界」獎（Lifting Up theWorld with a Oneness-Heart Award），以表彰他在文學上的傑出成就。
親穆儀大師1931年在孟加拉國出生，1964年移民來美。他既是人道主義者、作家、音樂家、藝術家和運動員，也是人類和平和友誼的積極推動者。他的成就包括創立「親穆儀國際中心」，為141個國家的民眾提供人道救援物品；發起世界和諧長跑活動，促進世界公民的友誼與和平；舉辦追求世界和諧的全球音樂會，用12種樂器表演他創作的探索人性的歌曲等等。
「以一體之心升華世界」是親穆儀大師1988年為了表彰全世界不同族群在不同領域的貢獻而設立。從創立至今，全世界已有8318位傑出人士獲得這一榮譽，包括前南非總統曼德拉、奧運會九塊金牌得主劉易士（Carl Lewis）以及拳王阿里（Muhammad Ali）等。為了表達對他們的敬意，親穆儀大師頒獎時，是在一個特製的舉重平台上，以單只手臂舉起站在上面的受獎者。
高行健與妻子西零（本名楊芳芳）以及他的作品英文翻譯陳順妍教授一起獲獎。頒獎儀式別開生面，在親穆儀大師近百名弟子的見證下，高行健和西零一起站在平台上，由親穆儀大師將夫婦倆舉起，高行健和西零分別是第8316和8317號獲獎者，陳順妍為第8318號獲獎者。
獎章上面寫的是：「以一體之心升華世界，尊敬個人的激勵和奉獻；帶著我們最深的重視、欽佩和感恩。」
高行健在來紐約領獎前，應美國印第安納州聖母大學（Universityof Notre Dame ）邀請，舉行名為「具象與抽象之間」的個人水墨畫展；該校並為他舉辦作品研討會，由聖母大學講座教授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主持。
高行健說他人生有三個夢：作家、導演和畫家。這三者對他同等重要，其中「導演是極大快樂」。他新近創作的電影《午夜行歌》在會上放映。他說「這是一部無法歸類的電影詩」，「是用詩寫給舞蹈的戲」，也是一部「文學藝術電影」，他嘗試用電影來表達詩歌。他坦言這不是一部大眾化的通俗電影，將來可能只能在博物館放映。今年11月，《午夜行歌》將在新加坡藝術節放映。
他說，他在中國這一頁已翻過去了，現在寫的東西，跟中國已沒有什麼關係。如新作電影《午夜行歌》就完全沒有一點中國的色彩。高行健曾說：他來到法國，做他留在中國兩輩子也做不來的事情。自由為高行健創作的心靈帶來盡情奔放的空間。
肺癌陰影奇蹟般消失
高行健當年在中國準備去國離鄉前，曾去醫院做身體檢查，拍X光片時發現肺部有兩塊陰影，初步診斷為肺癌，無疑接到了死亡通知書。高行健回憶：「不知為什麼，到了這時候，對死亡反而無所謂了。我讀《易經》，這本書過去我一直沒有時間讀。挾著《易經》上南京的清涼山，累了，就躺在石頭上大睡，一睡就是兩小時，無所謂身外，無所謂身內……我就這麼等著，準備離開這個世界，一點也不在乎。倒是在複查的前一天，忽然緊張了，晚上做了個噩夢，出了一身冷汗。第二天，忐忑不安地到醫院去，一檢查，肺部的兩塊陰影沒有了。我不相信，問醫生……醫生也目瞪口呆……「怪事，陰影沒有了，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任何人都無法解釋！」」
有人開玩笑地說：「大約是知道作家日後會得諾貝爾文學獎，連死神也退避三舍了吧？」
高行健近年身體不大好，這次是他病癒後首次訪美。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曾公開宣布不再接受除了創作之外的訪問，因為盛名之累，他的生活受到很大打擾，訪問占去他太多時間，令他無法專心創作。
高行健9月15日在紐約中城下榻酒店接受《世界周刊》專訪，坦承他對「文以載道」、「社會良心」、作家要不要關懷社會等看法。
他說，文學是人類生存環境的見證，應遠遠超越政治。他不主張文學過分介入政治，「如果文學跟政治聯繫，到頭來受損害的是文學」。而且，文學創作一旦陷入社會批判，將會降低自身價值。
高行健認為，文學比歷史更真實，一個作家如果不能超越時代是短命的。過去那些年，中國作家受馬克思主義影響，以為可以主宰世界，卻成了時代犧牲品。他說作家加入政黨，就像當年大陸很多知識分子投奔革命一樣，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他呼籲文學應遠離政治權力，作家應處在社會的邊緣，不要充當政治工具或招牌。
他澄清，他不是不贊成批判社會，而是希望走出迷霧，用個人身分說話，不做「人民代言人」。他從不參加政治集會，「在那種場合，作家只是能是點綴，我的講台是在劇場，要發出自己真實聲音，才能確認自身存在價值。」
這位主張「冷的文學」、「沒有主義」的作家，反對作家或知識分子自稱為社會的良心。他提倡冷眼靜觀，認為作家不要把自己的道德判斷強加於人。至於「第二種忠誠」，他問：「忠誠什麼？」
有人批評高行健不應「割斷跟中國的臍帶關係」。他說，對官方一些不友善的言論，他不屑反駁，但直到今天，「中國仍禁止我的作品，甚至我的名字在中國都是禁忌。」
他說，大陸的所謂政治關懷很可笑。他提倡「沒有主義」，是要思想獨立，不要夾著尾巴做人，「夾著尾巴是做不了人的」，文學歸根結柢要遠離政治，要告別馬克思主義，否則空談人權、人道主義，而不跟個人自由聯繫在一起，只能是句空話。
對他來說，任何主義都是一種專斷，他也不再相信任何主義。一如他在《沒有主義》中所強調的，不管政治、文學，他自有定見，可是就不要用一套主義強加在身上。他並非反對人們談各種主義、相信各種主義，但他的前提是任何主義必須能容許「沒有（無）主義」。
澳洲雪梨大學亞洲學院院長陳順妍（Mabel Lee），是高行健作品的英文翻譯，也是他的推手之一。這次她與高行健夫婦一起來美領獎。美領獎。她說，她是在1991年與高行健第一次見面，攻讀過古漢語、通曉中英文的她，拿起高行健的書僅讀了幾頁，就衝口而出說：「要不要我來幫你翻譯成英文？」沒想到，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自此與高行健作品結緣。有時碰到一些不易翻譯的詞句，絞盡腦汁，苦樂參半。
陳順妍說，高行健的作品有韻味、漂亮，文字精練，沒有廢話，「我把他的作品當成詩來念。」
不少人對高行健與西零的關係好奇，西零曾大方回答「我們是生活伴侶」。但高行健在接受本刊專訪時，稱呼西零是「我太太」，記者即追問他們的關係究竟是夫妻還是男女朋友。他說，最初一如西零所言是「生活伴侶」，但最近他們已結婚，由於兩人一向低調，並沒有對外宣揚。
得獎後畫作水漲船高
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桂冠後，畫作隨之水漲船高，早在2001年佳士得春拍，高行健畫作首次躍上拍賣場。此後，挾著諾貝爾文學獎的光環，他的畫作非常搶手。香港前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的妹妹董建平，是收藏高行健畫作的重要藏家之一。
高行健曾經多年漂泊生涯，由畫作可知其歲月累積的痕跡，他早年的畫有浮動的表現主義存在，但現在的畫趨向寧靜，有著「禪」的精神。畫風在變動中的高行健，唯一不變是對傳統的認定。他最喜歡《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和《金瓶梅》等四部中國經典文學作品。
在《沒有主義》與朗格里的對話中，高行健說：「我的經歷已讓我充分懂得甚麼是政治。政治活動家如何煽動挑起大眾的熱情來達到他們的目的，我很清楚。我不那麼天真了，不想操縱別人，也不願成為任何人手中玩具，而且由衷厭惡這種沒完沒了的把戲。」
（北美世界日報《世界周刊》2007年9月23日）
▲高行健小檔案：
高行健1940年1月4日出生，祖籍中國江蘇泰州，劇作家、小說家、畫家、導演，八○年代末前往歐洲，現為法籍華人。
200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得獎原因是「其作品的普遍價值，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為中文小說和藝術戲劇開闢了新的道路。」
1957年，高行健高中畢業，聽從母親建議，沒有報考中央美術學院，考入北京外國語學院。1962年，高行健從法語系畢業後，在中國國際書店從事翻譯工作。1970年，被下放到農村勞動，期間曾到安徽寧國縣港口中學任教。
1975年，返回北京，任《中國建設》雜誌社法文組組長。1977年，在中國作協對外聯絡委員會工作。1979年5月，作為全程翻譯，陪同巴金等中國作家訪問巴黎。
1980年，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編劇。1982年，與劉會遠共同創作的劇作《絕對信號》，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首演。
1983年，《車站》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首演，但由於當時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很快被禁演。
1985年，在北京與雕塑家尹光中舉辦泥塑繪畫展，開始受到海內外媒體關注，這也是迄今為止，高行健在大陸舉辦的唯一一次畫展。同年，應邀赴歐洲五國（德國、法國、英國、奧地利、丹麥）訪問八個月，在柏林文化之家舉辦個人畫展，獲得超乎意料的成功。
1986年，《彼岸》被中國禁演。1987年，應邀赴德國從事繪畫創作。1988年開始，在巴黎定居。
1989年，成為法國「具象批評派沙龍」成員，以後連續三年參加該沙龍在巴黎大皇宮美術館的年展。六四事件後，高行健宣布退出中國共產黨。1990年，劇作《逃亡》在《今天》第一期發表，同年在瑞典皇家劇院首演，由此更加觸怒中共政府，高行健被開除工職、黨籍，在北京的住房被查封。高行健則宣布，不願再回不自由的中國大陸。
1992年，獲法國政府頒發「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1997年，加入法國國籍。
1999年，高行健的畫作在巴黎參加羅浮宮第十九屆國際骨董與藝術雙年展。
2000年，因小說《靈山》、《一個人的聖經》等著作，高行健成為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文作家。
2002年2月25日，法國總統席哈克親自為高行健頒發「榮譽軍團騎士勳章」。
2003年，獲美國終身成就學院頒發領袖「金盆獎」。
2006年11月，高行健獲紐約公共圖書館頒發「雄獅」獎章。
2007年9月14日，在紐約接受由人道主義和世界和平促進者親穆儀（Sri Chinmoy）大師頒發的「以一體之心升華世界」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