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即垃圾，文人即流氓。糞青則是更低級的流氓。我寫的不是文學，我只陳述事實。對我陳述事實不滿者，歡迎跨省追捕，歡迎黑幫暗殺，歡迎對號入座，歡迎對簿公堂。我要永遠做一個正直、善良、簡單的人。
我早就說過，文學就是垃圾，文人就是流氓。如果看我不爽，要來砸磚頭就趕快，乾脆來個更痛快的，有種就來砍我，沒種就閉嘴，廢什麼話？但文青除了敢嘴巴上罵人爽爽，敢砍人嗎？當然，我指的是，且僅僅是中國當代文學。
「你全家都是作家」
如果把李承鵬比作一個鐵塊，不算我奉承他了吧？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曾說，上天在鑄造人時，用黃金造出統治者，白銀造出武士，鐵造出農民，銅造出技工。但是，如果是一屋子完全可以視而不見的空氣，雖然體積龐大，卻怎麼能和一個鐵塊比重量呢？（順便給文青普及一點物理學常識，空氣不是完全沒有重量，常溫常壓下空氣密度為1.2千克/立方米，而鐵的密度為7900千克/立方米。）文青都是文科SB出身，和他們說這些自然科學常識，他們都是一竅不通的。
對當代文學失望，並不是我一個人的偏見。記得整個上世紀80年代，文學的地位無與倫比，一篇小說的發表，朝野震動，人人爭睹，能改變個人命運自不必說了，甚至會影響整個國家的發展路徑。以至那個時候，連徵婚廣告都要以「愛好文學」自詡。而現在呢？文學早失去當年的轟動效應，文學刊物舉步惟艱，如果一個心智正常的成年人，還到處說自己愛好文學，想當作家，估計要被視為異類的。
當然，這並不是說文學沒有市場了。在基數龐大的中小學生當中，在韓寒所調侃的城鄉結合部，郭敬明的青春文學還是很有市場的。因為我的騰訊博客有超過4600多萬的點擊（和李承鵬博客的2.5億瀏覽量相比，當然是不值一提的），所以常常有不認識的網民來問我，不少人第一句話往往就問「你是一個作家（或文人）吧？」一開始我還耐心解釋：作家或文人，通常是指從事文學創作的人，而我從來只陳述事實，不寫虛構作品。不是寫文章的人就叫作家（或文人），還有記者、學者等等；也不是所有文章都是文學作品，還有新聞報導、時事評論、學術研究等非虛構作品。但他們多半會表示無法理解。除了拒絕回答者外，我幾乎都問過，基本上都是初中在讀學生或初中畢業後外出務工者，《知音》、《故事會》就是他們理解的文學。當然這怪不得他們，得怪糟糕的中學應試教育。我在博客做了「我寫的不是文學」的聲明後，還繼續有人這麼問，我就會回答提問者：「我不是作家，你才是作家，你全家都是作家！」或「我不是文人，你才是文人，你全家都是文人！」
本來我一直以為「你全家都是作家」是我的原創，並有些揚揚自得。李承鵬的新書《李可樂抗拆記》（甘肅人民美術出版2011年1月版）出版後，第一時間寄給我，因封面上標明「中國第一部以拆遷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就和他在電話里討論起這個問題。李承鵬說他早在10多年前就說過這樣的話了。我對他說，「作家」一詞本來是中性的，但在當下的中國，作家的稱謂就是一種恥辱。因為一提作家，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余秋雨、王兆山等。而「秋雨含淚」、「兆山羨鬼」已成為網絡熟知的典故，不需要我多做解釋，大家都懂的。余秋雨曾任上海作家協會理事、上海市寫作學會會長，王兆山至今仍是山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自然都是被有關部門器重的優秀作家的代表。我如果竟然是作家，豈不是要和這樣的人為伍？
當代文學不說人話？
我覺得，中國當代文學之罪，一是不說人話，二是不說真話。
李承鵬在博文《當一個喝自來水長大的作家》中說：「我對文學唯一的標準就是：說人話。」（1月9日《羊城晚報》）按我的理解，所謂文學要說人話，就是要說正常人說的話。儘管我認為《李可樂抗拆記》是一部有嚴重缺陷（詳下）的小說，但所幸做了作家的李承鵬，說的還是人話，而且是風趣幽默的人話。比如小說開頭便是：「自從得了精神病，我的精神就好多了。」還有「從小老師就讓我學習孔子，可我學來學去，卻發現學成了孫子。」
可是，現在又有幾個作家在說人話呢？網上流傳一個題為《騙稿費的文學說法》帖子，以三段式推進，將一個普通的表述，延伸為「文藝一點的說法」、「文藝到鬧心的說法」、「文藝到鬧心且騙稿費的說法」三個層次。我就舉其中較簡單的例子，比如「喝冰水嗆到」這麼個再普通不過的意思，文藝一點的說法是：「冰水在喉頭激起漣漪」；文藝到鬧心的說法是：「冰水偏偏在喉頭縈繞，激起一陣寒咳的漣漪」；文藝到鬧心且騙稿費的說法：「然而冰水卻偏偏在我那不發出一點聲響的喉頭纏綿縈繞，激起一陣無從壓抑的寒咳漣漪」。
這雖然是網友惡搞，但現實中的文學，不就是這個樣子嗎？文青不就喜歡這類酸掉門牙的抒情嗎？文青要的就是這種氛圍，漣漪、縈繞、寒咳，多有文學美感呀！把簡單的事實描述地極端繁複，堆砌大量華麗的辭藻，在他們看來就是文筆好，有文學才能。現在活躍於文壇的這類風格的作家比比皆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就不一一點名了。當然，以女性作家居多（包括有女性氣質的男性作家）。可是，他們作為生活中的正常人時，和家人聊天、給朋友發郵件要陳述自己 「喝冰水嗆到」時，會這麼說話嗎？我想顯然不會。如果堅持這樣說話，估計要像李可樂那樣被關進精神病醫院。
當代文學不說真話
文青喜歡不說人話的文學，自然是他們的自由，可以理解為個人偏好，但文學不說真話，卻是這個時代作家集體墮落的表徵。
上世紀80年代的文學，之所以能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因為它能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表達公眾的呼聲，如平反冤假錯案、農村所有制改革、反腐敗等等，而現在呢？記錄這個時代命運、反映最真實社會生活，本該是作家的職責，各個國家、各個時代都有這樣的優秀作家和作品。今天我們去讀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可以全景般了解19世紀上半葉法國的社會生活，我們去讀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可以作為那個時代的史詩，而我們現在有什麼呢？在各類社會矛盾日益突出、政府行政權力擴張加劇、惡性群體性事件頻發的當下中國，我卻幾乎找不到一個作家作為公權力批評者和監督者出現。所謂「文學」，幾乎蛻變為個人無病呻吟、官家粉飾太平的文字的代名詞。作家的寫作屬一種公共寫作（即寫給不特定的普通公眾閱讀），他們本該是社會的牛虻，要以他們的良知和勇氣直面社會問題，對社會積極進言並參與公共事務，但現在是學者和媒體人承擔了這一社會責任，作家早已集體缺席。
比如，千夫所指的強制拆遷，至少1994年就開始了。到2001年《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修訂後，各地血拆事件愈演愈烈，群體性事件大規模爆發。顯然，地方政府的動力在於，通過和開發商勾結，赤裸裸的掠奪公民財產，成為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據《人民日報》2010年12月27日《全國土地出讓金或破2萬億賣地成地方最大收入》公布的數據，土地出讓金占地方財政總收入比例居高不下，且逐年增多。2001年－2003年是35%，到2009年是46%。在有些縣市, 土地出讓金占預算外財政收入比重已超過50%, 有些甚至占80%以上。正是因此，雖然到2009年11月13日成都唐福珍為阻止拆遷自焚死亡，對強拆的民怨沸騰到了頂點，有關部門也表態廢止《拆遷條例》，而代之以《徵收條例》，但時至今日，新規仍難以出台。
知名律師王才亮曾披露，目前全國發生的群體性事件中，40%是由征地拆遷引發的，而全國各地到北京的上訪，40%和征地拆遷有關，現在全中國 13多億人口中，有20%以上的人（被拆遷人及其親人）都經歷過征地拆遷。涉及面如此之廣，即使所有作家都恰恰屬於那13多億人口中未被波及的80%，也該有耳聞目睹，卻為何沒有一個作家以此作為創作題材？直到李承鵬的這本《李可樂抗拆記》的問世。這是偶然的嗎？還是作家們集體無意識的迴避？既然《李可樂抗拆記》得以與讀者見面，說明並沒有人規定拆遷是個不可觸碰的禁區。是拆遷的情節不夠曲折生動？我剛看到財經網的報導，江蘇鹽城濱海縣82歲離休幹部劉太香家兩間房子遭遇強拆，他收藏的古玩字畫、珍貴郵票及軍功章等物品和現金全不見蹤影。曾是新四軍敢死隊隊員的劉太香抱病「出陣應戰」，拆遷人員逃跑了。在 「繳獲」的挖掘機里守睡了一夜後，劉太香決定在網上拍賣這個「戰利品」以補償損失。現實的匪夷所思遠遠超越了作家的想像力，這簡直是小說的絕佳題材啊！可是為何除了這本《李可樂抗拆記》，我找不到任何以拆遷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呢？（案例評析與法律適用類的我倒是找到不少）
原因很簡單，因為中國當代作家集體患上了軟骨病（是遺傳還是感染，還需要研究），文學不再說真話，因為說真話是有風險的，而「歌德」體文學是最安全的。除此之外，吟花詠月、感時傷懷的文字，以及抽象的談論人性、關懷、環保等一些正確的廢話或不正確的廢話，永遠不涉及現實利益衝突，安全係數也很高。
當代文學為什麼不說真話
有一位因要做「你近旁的一株木棉」而成名的女詩人舒婷，在自著的一本散文集中，把世代所居的廈門鼓浪嶼稱為「我的生命之源」、「媽媽的島嶼」，書中收錄了多篇談環保的散文。2008年4月接受採訪時，舒婷深情地說：「我深知我國的環境損害程度已經何等深重，有些缺失與黑洞，是花多少錢經多少年都無法恢復填補的。」「我最憂心忡忡的就是砍伐、偷獵與食物安全。」可是，匪夷所思的是，引起全國輿論高度關注的廈門PX事件，無論是接受採訪，還是談環保的散文中，女詩人均不置一詞。而廈門PX項目，之所以引起上百萬廈門市民反對，併到市政府門口散步表達，最重要的原因，是位於廈門海滄區的該項目，距離國家級風景名勝區鼓浪嶼島實在太近。該散文集出版於2007年10月，廈門PX事件肇端於當年3月，5月30日廈門市政府宣布決定緩建，12月20日宣布取消，無論是散文集，還是媒體採訪，一直未見自稱關注環保的女詩人做過任何表達。
我這樣說，不是要逼人表態、強迫站隊，而是既然如此，女詩人舒婷當初和事後又何必做對環保熱愛狀和對污染痛心疾首狀呢？她彷佛廈門PX事件從未發生過，關注的只是文學想像上的的環保。更為重要的是，舒婷是全國政協委員，經我核查，她從未提出與此項目有關的任何提案。根據政協章程規定，政協的主要職能是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而政協委員提案，既可在全體會議期間提出，也可在休會期間提出。舒婷世居鼓浪嶼，連關係切身利益的公共事件尚且缺席，我們又能對文學寄予什麼希望呢？如此的文學日益遭受邊緣化，正是公眾素質提高、公民意識養成的體現。
同樣是對於本地重大公共事件，李承鵬的表現就大不相同。唐福珍自焚的地點離李承鵬老家的房子不太遠，事發當天他就寫了一篇激烈抨擊當地政府的雜文發布在博客上，很快消失。李承鵬就再貼，再被刪。反覆幾次後，李承鵬在他博客上寫下如此一段文字：「你們，刪文章ID不划算，得刪我博客ID，刪我博客ID也不划算，最好把我身份證ID刪掉……那就一了百了。」也正是在唐福珍事件刺激下，李承鵬覺得必須寫出這本《李可樂抗拆記》。表現如此不同，大概因為李承鵬只是一介平民，而女詩人官居福建省文聯副主席、廈門市文聯主席，享受副廳級待遇。
作家，莫非就應該是坐在家裡胡編亂造堆砌文字的人？他們全部工作，就只是炮製文字垃圾，玷污作家這個稱謂？我曾經不無激憤地說「文學即垃圾，文人即流氓。我寫的不是文學，我只陳述事實。」有一回我和易中天教授聊天提及，易中天說：「文人哪裡是流氓，文人都是婊子！」這話頗有與同樣出自他口中的 「這年頭不弱智怎麼當領導」媲美之勢。還好，作家不都是流氓和婊子，起碼還有李承鵬和他的《李可樂抗拆記》。如果一萬本文學書里，有兩千本是寫風花雪月，兩千本書是寫人生感悟，兩千本是寫帝王將相，兩千本是寫玄幻武俠，還有兩千本是寫現在老百姓的幸福生活，所有這些，當然抵不上一個李承鵬。因為後者說的是人話，說的是真話。
前面我說了，《李可樂抗拆記》是一部有嚴重缺陷的小說，表現在本書的結局上。小說主人公李可樂在精神病院裡想出了一個天才的「抗拆寶典」，即讓一條街的證件全部消失，所有人和房產都沒了身份，正是這個天才的主意，打敗了開發商。可惜，這樣的奇思妙想只存在於李承鵬的小說中。新拆遷條例勢必加大對地方政府和開放商的限制，所以在此之前，各地的征地拆遷將要上演最後的瘋狂。通過和平方式、法律手段來解決征地拆遷糾紛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了。前不久，帶領村民為征地糾紛上訪維權的浙江溫州樂清老村長錢雲會，因車禍離奇慘死。到底是普通車禍還是蓄意謀殺，官方和民間至今聚訟不休。他當村長的5年，有3年半在監獄中度過。據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的統計，許多農民因低價徵用制度而致貧，形成4000萬失地、失保和失業農民，即全中國有4000萬個錢雲會。李可樂在現實中的下場只能是錢雲會。也許文學還是應該給人一點希望吧？只是，真實的現實比李承鵬的小說更殘酷，讓人情何以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