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之音記者楊晨後來採訪了柴玲,請她自己解釋她出於什麼原因要冒著被外界質疑和批評而披露這段經歷。
記者:你在9月22號的國會聽證上講述了這段經歷。你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講自己的故事。這是你第一次對外界講這段經歷。
柴玲:現在是中國一胎化政策的周年,我們發現有三個受害者的面孔。第一個是已婚婦女被迫墮胎;另外一個面孔是封建文化和政策結合的受害者,第三個更可怕、更大量而無形的群體,就是年輕女孩子在中國沒有受過良好的避孕、性教育而互不小心懷孕。她們沒有選擇只能墮胎。中國的文化里,人們會說都是女孩子的錯,沒有任何同情,沒有地方治癒創傷、受教育。中國重複墮胎非常嚴重,統計說80%的婦女至少墮胎一次,52%至少墮胎兩次。
記者:你為什麼要講自己的故事,肯定會有很多負面批評;另外有人質疑你的墮胎和一胎化政策沒有關係,而是你自己的選擇。
柴玲:中國一胎化政策是說沒有準生證就沒有生孩子。記得我剛進北大1983年的時候有一對男生、女生被開除了,在我面前她的行李被扔到樓下,那個女孩子很痛苦,因為她剛被發現懷孕就被開除。
一胎化政策在單位里是通過那種方式變成強迫性的,但是未婚婦女根本沒有選擇,它是政策變相的壓迫。
如果沒有這個政策,或者像美國這樣中學生或大學生可以有機會生下孩子讓別人領養。
有一對哈佛商學院的同學講過他們大學的時候懷孕後休學一年把孩子生下來,然後再回來上學。 這種選擇在中國沒有。
我能理解有人會(對我)有非議。我是想說,計劃生育不光是政府在犯罪,每一個中國人,家長,男朋友,女孩子都在犯罪,包括那些為中國中國追求自由的人也在無知中犯過罪。
我幾個月以前也不敢說出來,我和我先生商量了很久。而且我向神祈禱,最後神告訴我要講出來你的故事,只有講出來才能戰勝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