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想說明當年我的無知、天真及固執是如何幫助了我，使我得以在一九七一年於加州柏克萊大學見到素以孤僻避世聞名的張愛玲女士。
話說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三年間，當時我任教加大聖地亞哥分校，教授德國文學，有一天我與一位同僚鄭樹森先生——當時他是比較文學系的助教一一聊起我那本研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滯美時期生活的書。那本書於一九八O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印刷出版。我漫不經心地提到自己另外還在一九七八年時寫過布萊希特的一位美國友人，他就是甫德南•賴雅(Ferdinand Reyher)。鄭樹森立刻指出此人是張愛玲的美國夫婿，並詢問我是否與賴雅或張愛玲見過面。我告訴他我曾經在一九七一年會晤張愛玲女士還訪問了她，他聽了以後面露驚色（或許說「不可置信」更為貼切），我感到相當不解。透過他的說明，我才知道張女士向來以離群索居著稱，過去不知有多少批評家與仰慕者試圖見她一面，最後卻都碰了一鼻子灰，並指出連張女士的出版代理人要聯絡她都很困難，而且從來沒能私下與她面對面晤談過；言下之意，我見過張女士已經夠聳人聽聞了，能夠當面採訪她恐怕算得是空前絕後。一九八四年，我認識了司馬新先生，他也向我印證鄭教授對張女士的陳述。
在我見張愛玲女士之前，我只知道她是賴雅的第二任妻子，我聽說她是一九五五年來到美國，與賴雅在新罕布夏州彼得堡（Peterborough)的麥道偉文藝營(MacDowell Colony)結識，一九五六年兩人便結婚。一九六七年賴雅去世後，她則慢慢與公眾團疏遠。賴雅的女兒傑克森太太(Faith Reyher Jackson)曾經告訴我張女士出版過中文以及英文小說，不過當時我一本都沒讀過，而且傑克森太太並沒有強調張女士在文壇的重要性。當我問她有什麼方法可以聯絡到張愛玲時，她建議我向麻州康橋的羅德克里福女校（Radcliff Institute)詢問，因為該校曾邀請張愛玲女士於一九六七到一九六九年間擔任特別研究員。剛巧我因為身為哈佛大學的職員，又住在康橋，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就拿到張女士的聯絡地址：加州柏克萊杜漢大道第2025號307室。一九七一年元月十一日，我寄了封信到這個地址給張愛玲，信中向她說明我正在研究布萊希特流放美國期間的生活，並旁及他與賴雅的友誼，接著問她可否讓我在西海岸的行程中與她見個面，以便與她進一步討論布萊希特與賴雅之間的情誼。幾天後，我收到一張明信片，上面說她將很樂意接待我。她給了我一個電話號碼，要我到達後掛個電話給她，然後再到她的寓所跟她會面。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日星期二早晨我到達柏克萊。我撥了電話號碼，卻無人接聽，事後我才知道她當時人就在公寓裡，卻故意不應理。跟著，我直接把車開到她公寓前。我按了門鈴，同樣又是沒人理；雖然我當時並不知道她人就在屋裡，而且不願與外人接觸。由於她事前告知我她會在家，我便推斷她只是暫時外出，應該一會兒就回來。何況我已經訂好明天一早飛回波士頓的機票，我非得當天見到她不可。因此我把租來的車停在路邊，公寓的惟一入口就在我面前，我等在那裡。幾個小時後仍舊沒有人進出那棟公寓的大門。我隨便買了點東西充當午餐，回去，再度按她的門鈴。還是沒人在。我大約又等了兩個多鐘頭，再按一次門鈴，始終還是沒人應門。這一次我留了一張便條給她，放在信封里，交給公寓的管理員，他答應我一定轉送，還告訴我張女士在柏克萊市中心的加州大學某個機構服務，並把那條街的街名寫給我，不過他沒有完整的地址；他補充說她有時候待在那裡，並且一直忙到晚上。
當時已近傍晚。我開到那條街上，找了一會兒，發現一棟建築，裡頭是加大中國研究協會的辦公室，我猜那正是她上班的地方。我過去敲辦公室的門，沒人答應，室內燈也沒亮著，所以我就在大廳等候。過了幾分鐘，一位女士手抱著幾本書從樓上來到大廳，她沒有看到我，逕往剛才那間辦公室走去。當她忙著開門鎖時，我上前去問她是否就是張愛玲女士。很明顯地，我的舉止讓她嚇了一跳，待我向她表明身份，她才變得友善些，告訴我她就是張愛玲，並邀我進到她辦公室里去。聊了幾分鐘彼此熟悉一點之後，我們就在那裡進行訪談，整個訪問持續約一個小時多。
訪問她的過程中，有幾件事讓我印象深刻；她的英語無論是文法、用詞遣字或是句型結構，都可以用完美來形容，僅聽得出些微的口音。此外她使用英文成語之流利也令人刮目相看。對於我提出關於她的先夫與布萊希特的問題，她給了我豐富的訊息且講得清晰明白。言談間她不經意地流露出高度的學識涵養以及驚人的記性。她所提關於她與賴雅生活的細節均符實，證諸我先前的研究。她與賴雅最後的那幾年過得艱難（賴雅晚年健康狀況惡化，致使他生活起居幾乎事事要人照料），我很訝異在這樣的前提下，她能敞開心懷毫不忌憚地與人談論他。言詞中，她對這個在生命將盡處拖累她寫作事業的男人，絲毫不見怨懟或憤恨之情。相反地，她以公允的態度稱許她先生的才能，說明他的弱點所在，並評估布萊希特與他之間的友情。她認為他這個人之所以迷人（甚至是太過迷人），在於他是一個聰明過人的寫作者（太過聰明以至於變得世故圓滑）；在於他缺乏一種固執，一種撐過冗長、嚴肅計劃的忍耐力。用她的話來說，他少的正是「勇氣和毅力」（「gumption，grit」），這種習慣用語一般外國人很少能知道的。作為一名好萊塢的編劇，她接著又說，他知道該耍什麼公式、用哪些竅門；而她覺得正是這些把戲破壞了他成為一個嚴肅作家的資質。
當她向我說明賴雅對布萊希特才華的仰慕時，我發現賴雅有可能是布萊希特在美國最親近的友人。她強調賴雅需要友誼以及堅持對朋友忠誠的一面，朋友對他而言甚至比家人更重要（「他對人際關係的渴求簡直到了太過分的程度」）。我們聊到這兩個人在合作美國版的《伽利略傳》時，賴雅因為布萊希特在最後定版中沒有把他寫的部分編進去而感到忿忿不平，賴雅的反應讓她無法理解。畢竟他從事好萊塢劇本寫作多年，在這個圈子裡，東西被別人改寫或更動是家常便飯。我問她這是否因於賴雅覺得自己與布萊希特間有一種競爭壓力，她承認這個可能性。同時她也提出對這個看法的疑慮；她聲稱這些行徑與賴雅素來對朋友的熱誠以及他一貫在合作關係中抹殺自我的作風太不相符。她以為這兩人不和的情形大概在一九五O年前後開始，究其原因，乃是賴雅曾於一九五O年時到柏林訪晤布萊希特，當時賴雅因為沒有受到最親密的朋友應得的款待，因此感到被傷害；相較之下，布萊希特沒把賴雅所寫的部分放進《伽利略傳》一事恐怕無關宏旨。
雖然因為這次的失和造成兩人從此斷訊，她指出賴雅自始至終對布萊希特是一貫地忠誠，並仍舊把他的作品推薦給她。例如：他鼓勵她去看布萊希特的劇作《四川賢婦》（The Good Women of Sechwan），一方面出於此劇的背景是中國，更重要的原因是它的傑出。張女士還替我解讀賴雅給布萊希特信簡中的一段話，當時他們正討論關於「延續中國式戲劇」的驚人計劃，而且顯然想在紐約演出它。據她的說法，他們原想要把每天的新聞事件編寫出來，不分場次地演出，大抵的形式則採用中國共產黨所鼓吹的街頭樣版戲，用以宣導新的社會事件。
她略帶批判地指出，賴雅耗費太多時間在紐約街頭和其他地方閒逛（「四下逡巡」「prowling」他自稱），但誇讚他有擔任導遊的天賦。「當他跟我住在紐約時，」她說道，「那城市仿佛是我的，街巷也因此變成活生生的。」她同時指出賴雅正如布萊希特一樣，他們與大多數四O年代的美國編劇們認同的是左翼思想，任何批評共產主義的言論他們都拒而不聽，無論是史達林的恐怖整肅抑或是共產主義下的中國；她推薦他讀一些有關中國的資料，他卻因為怕是負面的而予以婉拒。
在整個訪談過程中，張女士的表現熱誠又令人舒坦，且相當幫忙。她的談吐閒雅，怡然自若，我的印象是她對整個訪談很是滿意；在我們相處的時刻，我絲毫不覺她有任何不自在或者有逃避與人接觸的想法。事實上，她優雅的舉止留給我完全不同的印象；我對當天稍早與她聯繫困難的情況也沒往其他因素去揣想，只歸因於我聽混了，或她記錯了這種常見的理由。不久我得知不是這麼簡單——她的確曾試圖逃躲。
談到最後，她和善地告訴我若是還有進一步的問題可以寫下來寄給她。我謝過她，離開辦公室，第二天一早搭機返回康橋。就在我到達後沒多久，我收到她寄來的一封信，信上的日期誤記為一九七一年二月一日，但是這封信很明顯是我們訪談當天寫的，正確的日期應是一九七一年二月二日。信上說：
親愛的萊昂博士：
請接受我遲來的道歉——因為我手邊正有一些工作本周內需完成，怕有人來催，所以才不接電話也不應門。我原來並不知道就是你，一直到我們聊完，我獨自回住所，見到了管理員塞在我門縫裡頭的信，才明白過來。
走筆匆促。願你的書出版成功。
你的友人愛玲•賴雅
附帶說明：在談到他們之間有競爭意味時，請不要提到我。當時因為你說賴雅可能是布萊希特在美國僅有的親密好友，我是頭一回聽人這麼說，一時之間覺得這樣的競爭說法不妥。賴雅有值得信賴和性情隨和的特質。當然，爾後他因為對自己的作品在意而心受傷害。或許他往後不復與布萊希特來往與不引用他作品一事有關；畢竟這與寫劇本不同。
對於這封書寫於精緻洋蔥信紙上的回函，有兩件事讓我感到驚奇——一來她署名「Eileen Reyher」，二來我們的會談顯然教她印象深刻，所以才會有後續而來的書信探詢。有了這樣的鼓舞，我收到信當天就給她回了封信——一九七一年二月四日——信里對賴雅及布萊希特間的事提出一些較詳細的問題。她於一九七一年三月十號給我答覆——這回她簽的是本名「Eileen Chang」——而且這一次她侃侃談起自己，就如她毫不隱藏地告訴我賴雅與布萊希特之事一般。信上說：
親愛的萊昂博士：
感謝您在二月四日的來信。能夠這麼快速地互相了解並對話著，在我而言是罕有的經驗。而這樣不同的經驗無疑是教我欣喜的，應當說是再高興不過的事；因我平常是不善與人溝通的。
先答覆您所提出的問題：
（l）的確，我和甫德是在彼得堡相識的，後來在紐約結的婚。
（2）我的祖母是李鴻章的長女，她之後還有兩個男孩，一個是親弟弟，另一個是領回來養的——其實是侄子。因為這位先祖實在太熱門，很多不相干的人也稱他為祖宗，所以我得詳細說明。
（3）史提芬•布萊希特（Stefan Brecht）曾經到我們舊金山的居所來訪，是哪一年我已經不記得了——我們是一九五九年春天搬過去的，住到一九六一年秋天。甫德很熱誠地接待他，我沒跟他們一道，他和朋友聚會，我總是避開。他們這次碰面大概不到一個鐘頭。後來他跟我說起史提芬最近結了婚——也許這能幫你確定年期。
（4）我印象里，你那天提到甫德幫布萊希特的事——當天我有點困惑——是指幫布萊希特編寫劇本吧？——但他所寫的部分並沒有被採用，起先他並未放在心上，後來他還造訪他們。
或許他一開始不吭氣，心上仍是不快的。
他常向我提起待在英倫及法國的日子，他很喜歡，可是對德國的那趟旅行，他則甚少提及，談到也很簡短。我猜那是因為他對德國有著複雜情感，還有一九五O年東柏林的氣氛（萊昂教授註：賴雅在一九五O年至東柏林，發現當地民不聊生，而布萊希特則住在豪華別墅，進出有司機轎車，共產主義社會理想與現實，有天壤之別，賴雅終生信仰共產主義，看了很受刺激，而大失所望。）；又或許與他當時在作品中，因為有更多寂寞感，所以對這件事才變得特別敏感。
總之，在一九五五年，他想為美國的當代文學注入一種「粗嘎的聲音」（sounding strident）。他說許多作品表面上強硬，骨子裡濫情（sentimental）。我認為他說得對。
我們在舊金山時便看過《三便士歌劇》，在華盛頓又跟別人去看一次。整個節目進行中他都默默不語，只有在看完戲後，他把我想在東柏林看這齣戲的想法椰榆了一陣。我會這麼想，是因為其中有一場的製作相當精彩，所以才說想看德文演出。
有一位黑人作家到辛克萊•劉易士家作客後，寫了一本書，他讀後相當憤慨。平日他也會把辛克萊的事當作茶餘飯後的話題，但僅止於嘴皮上說說。我也不認為他有意將這些事寫成文章，可以說那就是一種朋友間的忠誠吧！我個人以為裡頭不止一種自尊的成分在。布萊希特或許也察覺出他這一點。
他會給人一種飽藏強烈能量的印象，他戴的扁帽則予人十分歐派的感覺。我曾聽過與他初會面的年輕人以及年長女士評論他的外形，言詞中饒富敬佩之意。一九五五年前即使在閱讀或觀賞表演時，他一直都不戴眼鏡，他總是說：「可以作二手廚子切刀。」他也是個玩撲克牌的好手。包括哈佛在內，他曾經到過不少學校研究院，不過他從未參加過畢業禮，也沒繳所需的五元去取文憑。
一九五五年夏天他製作一齣戲叫《夜空》，講的是天文台的故事。《大雜會》其實就是《錫》，因旅行攝影師可將眾多的故事擠湊一起。
我其實從沒把他的文稿看完過。在舊金山時他就把存放在加州的書都丟掉大半，只帶了一部分到華盛頓去，後來到華盛頓我才發現他已經把文稿都丟了。紐約那邊的借書庫後來搬到彼得堡，當時是六O年代中期，恩斯脫•哈勃許塔脫（Enst Halberstadt）因為準備畢業報告，要找《錫》這本書，所以前來幫忙整理，倒找到了他小學文憑。我的某些文稿大概在那陣子搞丟了，因為我有一部分稿件跟甫德的行李一起打包，後來均找不著了。我惟一保存的是他使用到五O年代的一本電話簿，上頭還記著布萊希特、他太太孩子的聯絡電話。
至於他與布萊希特分手一事，甫德向來不聽人作解釋，或給別人一個解釋。
我只希望您在提到他兩人間可能有（或是缺乏）競爭意味時，避免持及我，因為那樣的推想，是您首先提出的。您的研究若是觸及甫德最後幾年的情形，如不麻煩，我很希望能看看。
致上我的問候。
您誠摯的友人張愛玲
（我在信箱上把兩個姓氏都寫上，因此您無論用哪個姓氏，我都可以收到。）
我回了封謝函給她，感謝她對我的協助，心想這大約是我們最後一次聯絡了。出乎意外的是，兩個月後我收到她寄來的包裹，裡面除了一本書還附上信函，署名日期是一九七一年三月十日，信依舊打在見了熟悉的洋蔥紙上。那本書就是賴雅的小說《我聽到他們唱歌》（I Heard Them Sing，一九四五）。這是他為數稀少的小說作品之一，可能還是他嚴肅作品之中最傑出的。可見她還記得我曾說過因為找不到書，而無緣一睹賴雅的小說，因此一直引以為憾的話。她信上說道：
親愛的萊昂博士：
上一封信我就想把這本書寄給你，可惜當時我手邊沒書。前幾次的信上，因為一面趕稿子，又常感冒，所以寫得匆匆忙忙，事後我便發現沒好好把辛克萊一書的事給說明白；不過您或許已經看過那本書了。此外，若是需要，你倒是可以在說明關於他兩人競爭的看法上，附加上我的贊同；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只是希望不要讓這個看法變成是我的。相信你的論文應該進行得很順利吧！
謹致問候
您誠摯的友人張愛玲
有趣的是，在我們訪談過後兩個月，間中她完成了許多工作，又幾次感冒，而張女士仍舊可以詳記我們會晤當天她所說的一切，當然還有後來書信中的話。我自己卻都忘了，尤其是抱怨找不到賴雅寫的《我聽到他們歌唱》那件事。也許是因為她較少跟人接觸，誇大了我們的相晤對她心理的衝擊——因此她感到有責任要為她所說所寫的一切作更進一步的澄清。不管怎麼說，承她記得我想找賴雅的書，並特地寄來給我，這樣的親切無疑有效地打破她孤僻難纏的惡名；相反地，她的行徑說明了一種與人為善、有高度社交經驗的人方有的慷慨。
如今，我回想著當年能與她相遇的種種幸運，要不是我對她叱吒文壇的名聲如此無知；或者是我不必趕在第二天一早離去，可能我也不會堅持要等，甚至跑到她辦公室去找。但是在這一切裡面，教我覺得自己再幸運不過的是她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十日那封信上所提到的（在那封信上，她提到自己日益從人際中退縮）——她的挫敗正在於無法找到能談話的對象。
她的說法是，跟我對話所產生的「迅速理解」與她自況「與人溝通的挫敗」，兩種情形實如天壤之別。到今天我仍不解她的天性中究竟有著什麼，使得她能與我「心有靈犀一點通」，並教她這樣一個決意要隱世的女子，還願意坦然向我說點話。
惟有在回顧過往的此際，我才明白當日看似平常的會晤，如今竟成了我人生中奇遇之一。
（作者：James K．Lyon；編譯：葉美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