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乾的父親郜陽說：「不同人的看法不一樣。我是一個辦公室文員，我眼裡的政治可以是六四，那年我剛30歲，六四離我那麼近又那麼遠。近指的是如果我當時在北京，很可能也會上街；遠當然更直觀，現在回看一下，這個事件離我們日常太遙遠了，中國也不會再發生那樣的事了。」
對於集體，他認為「對我們父輩來說，集體就是紅寶書和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運動；對我們這代人來說，集體就是體制，是鐵飯碗；對我兒子那一代人來說，集體的概念很微弱，它可能只是一個指代家長作風或者特權階層的詞。」
崔穎在談到集體一詞時，聯想到計劃生育政策。兒子郜干4歲時，她曾再次懷孕，但為了響應計劃生育政策，為了所謂「事關政治覺悟」的集體榮譽，也為了保住自己在單位的工作，她選擇了墮胎。郜干依然記得母親和他說過的一句話，「你在4歲時本來可以有個弟弟，但我沒讓他來到這個世界。」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向莉身上。和在民企工作的崔穎相比，向莉的事業編更不能容忍違反計劃生育。「我們單位當時有個同事，就因為老婆生了的二胎，被領導開會點名批評，在單位抬不起頭，說他是三無分子——無組織、無紀律、無集體意識。」
向端傳媒回憶起上海舅公的意外經歷時，向莉形容「這有點像改變我想法的最後一根稻草」，而在此之前，她因親歷計劃生育政策在這些年的反覆變遷，對自己曾經堅信的某些事情「開始有了一點動搖」——
2015年的一個周末，她和丈夫在廚房備菜，一邊把客廳的電視機聲音調到最大，以便一邊做飯一邊聽新聞。兩人在聽到「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實施全面二孩政策」的新聞時，同時對視了一眼。向莉的第一反應是：「既……也要……？拿我們當年堅持只要一個孩子的家庭當什麼了？」
2011年年底起，中國實施雙獨二孩政策。10年後的2021年，中國開啟三孩政策。
放開生育的新聞在近十年接踵而至。向莉依然記得，1998年她再次懷孕，哭著喊著想留住孩子，而收到消息後，居住街道、居委會的幾個穿著白襯衫的「女同志」就上家裡來了，一進屋就拉著向莉的手，「握完也不鬆開」，一個勁地做她思想工作，勸她「以集體和大局為重」。
胳膊擰不過大腿。街道幹部上門後的第四天，向莉在丈夫張立達的陪同下，去醫院做了「那個手術」。她現在還記得當時是一個春天，杭州的街道上冷清清的，去醫院的那條路離家只有一公里，但顯得「特別遙遠」。進手術室之前，醫生問了她幾個簡單問題，她魂不守舍似的敷衍答了，手卻一直攥著丈夫張立達的胳膊。張立達去簽手術同意書時，她還特意叮囑丈夫「簽完就趕緊回來」。
做完手術後的三天，她沒怎麼和其他人說話。向莉覺得自己的身體「被掏空了」。她在公司的記事本上，用鋼筆蘸上紅色墨水寫下了一行字：不能再對自己更壞了。這次是最壞的一次。
寫完她給記事本上了把鎖，還配上了一把當年特別流行的日記本小鑰匙。「當時的感覺，和我現在看到這些荒誕的新聞也差不多。」
她有一個閨蜜微信群，群里有十多個她這些年的好友，都在那個年代只生育了一胎，「我在群里發牢騷，說：『為什麼當年一個論調，現在完全相反的一個論調。我不明白，不理解，不懂，不知道你們懂不懂？』」然後她@了所有人，其中有一半人「在那個年代做過手術」。
有人回她，說「時代變了」。有同樣打過胎經歷的朋友給她小窗：「我們都要看開點。」只有一個退休前自己開公司的朋友發了一句「唱反調」的話，「韭菜不夠割，他們開始慌了。」
2022年3月31日，上海，一名身穿防護衣的工人在上海的外灘進行消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