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郜乾的話來說，父親郜陽的父母、也就是自己的爺爺奶奶，屬於經歷過戰亂、饑荒和政治運動的一代人——爺爺來自河南，奶奶來自湖北，兩人年輕時都去了N市念書，建立了「樸素的革命感情」。父親郜陽是家裡最小的孩子，一出生就趕上文革，在一個省吃儉用、靜默無聲的環境裡長大，「我爸現在還捨不得那些七八十年代家裡用的物件，不肯丟掉。」現在郜幹家依然丟放著父親郜陽保留下來的鐵製電扇、舊式石英鐘和用了三十多年起鏽的取暖器，「我媽管這些叫破銅爛鐵。」
郜干小學畢業時，和公公婆婆合住了十年多的郜陽、崔穎兩口子終於搬出來單住——是從單位分到的福利房。房子面積不到80平方米，但離崔穎的單位非常近，走路五分鐘，讓她享受到了「下樓即辦公」的優越性。
在崔穎的描述里，一家三口過著「並不緊巴」的小日子，用「受薪階級」來描述這個家庭似乎較為準確：郜陽是單位的辦公室主任，崔穎則在一家服務型公司做過出納、財務直至財務總監，在物價和消費水平並不高的N市，兩口子在退休前每年共三十來萬的收入在小城市裡不算低，而這個家庭的消費，70%用在伙食和教育上——郜陽力主「只有吃好，事情才能做好」，所以家裡的客廳專門擺了兩個大收納盒，分別存放水果、堅果和各類零食。崔穎則主抓兒子教育，「我爸媽給我報班從不含糊，初三時最多一周有五節小課，一個月補課就要花掉上千塊錢。」郜干說。
和張明父母「忠於祖國忠於黨」式的育兒理念相比，郜干倒不覺得父母的思想「有多紅」，尤其是母親崔穎，「有時候聊天，聊著聊著我會覺得，我媽其實什麼都懂，但她很會隱藏自己。」
郜干聽崔穎講過一個她小時候的故事，「我小時候碰上文革，我爸爸，就是你外公當時是保皇派。我記得很清楚，一個月黑風高夜，造反派來家裡抓人，你外公就被戴著一頂高帽，拉去遊街。半夜三點，街上還有很多人圍觀啊，但他們都沒說話，一個字也沒說。」
崔穎依然記得那個夜晚——南方的雨夜寒風蝕骨，饒是氣候嚴酷，街頭依然站了不少圍觀的人。有人在喊「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覺主席親」，也有人在搖紅寶書。崔穎記得自己穿著一件花棉襖，跟著母親來到了那個插滿紅旗的小廣場，「我爸一出現，我媽就捂住我的眼。」
棉襖袖管很長，崔穎從袖口縮起一隻手，掰開母親捂在自己眼睛上的手，「眼睛一睜開我就發現，眼前的景象實在是荒謬。」崔穎抹了抹眼淚，「後來我學到了一點：出了事別說話，也別圍觀，趕緊逃離現場。」說完她拍拍兒子的肩，「我希望你也這樣。」
2016年10月28日，北京，中國婦女訓練成為合格的保姆，桌子上放著塑料嬰兒。
你怎麼這麼懶？入黨有什麼不好？
崔穎的母親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和一個蘇州人、也就是崔穎的父親結婚後，兩人被分配到了南方的N市工作。
1964年起，中央決定在三線地區（中國西北、西南地區）大規模興建國防、科技、工業、電力、交通等基礎設施，數百萬人在「備戰備荒為人民」、「好人好馬上三線」的號召下加入建設。湖南、廣東、江西、福建、安徽、廣西等省開始各自建一批省屬的「小三線地方軍工企業」。後來，人們把這次遷徙潮稱為「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的「小三線建設」（三線建設的背景包括越南戰爭的升級、美國在中國東南沿海的軍事攻勢以及中蘇交惡等）。
崔穎的父母，當年就從上海遷到N市支援「小三線建設」。他們在N市結婚、生育、定居，崔穎是他們最小的女兒。從小，生在上海的母親就告訴崔穎，上海灘多氣派，黃浦江多浩蕩，法租界多時髦。每年夏天，母親都會帶崔穎回上海住上幾個月，「我從小就羨慕那些洋氣的衣服、帽子，嚮往梧桐樹下喝咖啡的生活。要有機會，我還想去國外看看。」崔穎說。
所有和時髦、洋氣有關的記憶，都屬於兒時「經常回去」的上海，而那些和痛苦相關的回憶，則大多發生在N市，比如文革。目睹父親「戴高帽遊街」時，崔穎9歲。她告訴端傳媒，9歲起她就「不相信任何人了」。「你沒法相信，因為那時候真的人人自危。每個人看上去都正常，但在很多極端情況下，都會變得很不正常。」
所以她教育郜干從小就「不要管別人的事」。「管那麼多事幹嘛？就圖別人給你發個獎狀？都沒意義，保護好自己才最重要。」郜干還記得，2006年「彭宇案」後，「扶不扶」、「救不救」、「到底應不應該做好事」的話題成了公眾熱議的焦點，而崔穎告訴自己，「在路上一定要儘量避開老年人，如果可以，儘量不要去扶老人家，免得自己陷進去。」
彭宇案
2006年11月20日，南京市民彭宇陪同一名在路上跌倒的徐壽蘭老太太前往醫院檢查，檢查結果表明徐壽蘭股骨骨折，需進行人造股骨頭置換手術。徐壽蘭隨即向彭宇索賠醫療費，彭宇自稱是樂於助人，拒絕了老人的要求。後在各種調解失敗後，於2007年1月4日在鼓樓區法院提出民事訴訟。
多年後郜干回憶起媽媽當年的告誡，「我可以理解她是不想讓我有受傷害的風險」。他用「精緻的利己主義」來形容母親，「這麼說或許有點重，但一些事情也證明這個說法沒錯。」
比如一件讓崔穎和郜干「幾近決裂」的事：入黨。崔穎和郜陽都是超過30年的老黨員，郜干讀高中時，兩人就鼓勵唯一的兒子入黨，老房子的客廳成了夫妻倆向兒子灌輸主流價值觀的「主戰場」，但郜幹當時覺得入黨「太麻煩」，總以耽誤學習為由，倉皇逃進房間。有時夫妻倆會追到房間，在散發暗黃光的檯燈下，對著郜干一通「布道講述」：「你以後就知道爸媽說的都是對的」。郜陽總是拿習題、練習冊作為擋箭牌，「那讓我以後再入黨吧，別打擾我了。」
後來郜干去北京讀大學，新生入學日，夫妻倆把郜干送到學生宿舍後開始給兒子「吹風」：「你就寫一下申請書，好簡單的，找個模板抄一抄，花不了幾分鐘的，對你以後加學分、找工作肯定有幫助！」
郜干不從，他覺得入黨後麻煩事會「一件接一件」，結果被崔穎怒批一頓，拿著手邊的行動電源對著桌子一通猛敲：「你怎麼這麼懶？入黨有什麼不好？都是為了你好，怎麼就不聽話？」
「好脾氣」的崔穎很少對郜干發火。在他印象里，父母都是那種待人接物合理得體的人，外出吃飯總是事先主動訂包房，搶著買單，去超市「掃貨」時也不忘想著小區內或者單位里的好兄弟、好姊妹，跟外人從來沒生過大氣。
「入黨事件」是郜干第一次見母親發火。他沒想到，母親能氣得把行動電源敲了足足半分鐘。郜干回：「你們不是告訴我不要談論政治，不要參與政治嗎，入黨不就是摻和政治嘛！」
崔穎愣了一下，沒說話，頭也不回地拽著丈夫郜陽走了。
2012年9月24日，河南省漯河市的一家紀念品商店，一個女孩在毛澤東的肖像旁。
為什麼當年一個論調，現在完全相反的論調？我不明白，不理解，不懂
對張明父母和郜干父母這樣的60後來說，「政治」是一個空泛、複雜而又無處不在的詞。
張明的父親張立達眼裡的政治「就是人事變動」。「小到我們系統內換了哪個科長，大到全國人民喜迎二十大，都和人員變動有關。如果你能從人事變動里找到生存的規律，你就是下一個『上去』的人。」
母親向莉則把政治具象化，「融入單位集體，服從領導要求，這就是最大的政治。」她特別看不慣在網際網路大廠做程式設計師的兒子，「你說你考個公務員多好，體制內福利多，鐵飯碗，旱澇保收。」
但對體制的不以為然，根植於張明和郜乾的觀念深處，讓他們的家長感到擔心。「個人意識太強的話，別人會說你是個怪人，說你不合群。」崔穎曾這樣告誡兒子，但後者總能輕鬆反擊：「在一個不正常的社會，正常人通常就會被說成不合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