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劍英公開發表的講話也是如此。在1966年9月25日接見藝術院校師生時，葉劍英說：「最近時期，我們黨內還有一個很值得慶賀的大喜事，就是毛主席選定了他自己的第一個接班人。主席選了幾十年了，究竟誰來接班？選來選去，驗來驗去，經過近四十年革命鬥爭的考驗，證明了林彪同志具有豐富的革命鬥爭經驗，是偉大的政治家和戰略家，還有高度的領導藝術，是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主席選定林彪同志這樣一個最親密的戰友為接班人，肯定地說，不但我們文化革命運動取得徹底勝利，而且對整個中國，整個世界的革命取得勝利也完全是樂觀的。林彪同志的身體比我們中的任何人都好。我們確信，林彪同志跟著毛主席領導個二、三十年是毫無問題的。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志這樣英明偉大的領袖，有了他們兩個人，剛剛好，馬克思、恩格斯也是兩個人，毛主席、林彪同志也是兩個人，我們的革命就無往而不勝，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們偉大的革命事業。」（見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2003年）
事實上，葉劍英是黨內高層首先對外界宣稱林彪是毛澤東的繼承人的，葉劍英的表態遠遠早於中共「九大」公布的新黨章。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葉劍英對林彪的大力支持。
第四，向中央文革小組作必要的讓步
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後開始呼風喚雨，指導全國的文革運動。軍隊院校的學生們也躍躍欲試，逐漸成為一支造反勢力，頗有勢不可當之勢。邱會作回憶說：「1966年9月底，在軍隊一線領導的葉劍英覺得支撐不下去了，認為與其『硬』頂下去，還不如放寬點對軍隊院校的約束，把領導文化大革命的主動權放在自己手中。迫於毛主席的態度和全國的實際情況，林彪點了頭。起草關於軍隊院校可以像地方院校那樣開展『四大』的軍委《緊急指示》文件時，中央文革通過全軍文革提出了軍隊院校在撤出工作組後，由黨委領導文化大革命的狀態要結束，要像地方一樣由真正的左派領導運動。該文件毛主席很滿意，一見即批。」（頁58）為什麼葉劍英開始轉向？邱會作認為「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我察覺葉劍英思想有了微妙的變化。他看到中央文革已不是原來的『諮詢』機構了，可以『通天』了！對劉少奇、鄧小平都敢下手整，中央文革已經成了『老虎衙門』。葉劍英深知黨內政治有『黑暗面』，也很了解毛主席。毛主席要搞的事，誰也擋不住，如果葉劍英和林彪一起抵制，毛主席說不定會犧牲葉而促進林的轉變。葉帥呀，他老成嘛，不管他是真心還是謀略，是為了使自己主動。他還為林彪出了些點子，例如，用《緊急指示》的形式批准院校『四大』，中央軍委在北京工人體育場接見軍隊院校師生，形式上要熱熱鬧鬧。雖然這有做給毛主席看的意思，但不許『四大』這條防線在軍委決策層里鬆動了。「（頁59）由此一來，軍隊院校的造反派有恃無恐，群集北京，將軍隊各大機關、總部搞得烏煙瘴氣，軍隊幹部人人自危，不少人被揪鬥、批判。
第五，協助林彪保護軍隊的老幹部
葉劍英在文革中保護了一批老幹部，這一點官方並不否認，且作為葉劍英反對江青等人的功績反覆宣揚。但官方卻掩蓋了一個事實，即葉劍英實際上是協助林彪做的這些工作。比如，林彪和葉劍英採取了讓軍內高幹「躲反」（躲避造反派）的方針，將一些軍隊幹部安排住進西山軍委戰時指揮所，1966年11月17日，邱會作被造反派揪鬥後心臟病發作，昏倒在批鬥會場上，葉劍英立即通知邱住到西山軍委指揮所。邱回憶說：「葉劍英對我說：『無論造反派怎麼揪人，你就是不出去，先好好把身體治療一下。實在放不下的工作，就在西山辦公。沒有我的命令，你不許邁出西山大門一步！』他強調，『這也是林總、總理的意見。他們說，對中央文革揪人又不能公開反對，那咱們就躲吧！』林總、周總理、葉帥想出的這個辦法叫『躲反』。」（頁66）當徐向前給邱會作下命令回總後參加運動時，葉劍英及時電告林彪。葉傳達林的指示「林總說，人家（除向前）既然已經下了死命令，就要按軍規辦事了。你那裡和我這裡都要交代專人，密切注意邱回去後的動態，如果發生什麼嚴重情況，我們當採取緊急措施。」接著葉劍英叫人把邱會作的秘書、警衛、司機找來做了工作，要大家站穩立場，保護好自己的首長。葉特別向他們交底說：「邱部長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對他是信任的，你們要保護好首長！」當邱會作遭受造反派毒打幾乎致死時，林彪及時下達手令救邱，而葉劍英派去暗中保護邱會作的衛戍區戰士及時將邱從造反派手中搶回。（頁88、99－100）由於葉劍英在文革初期時隊軍隊幹部儘量予以保護，贏得了軍隊幹部的尊敬和愛戴，也成為日後葉劍英能夠東山再起的組織基礎。
第六，陳伯達的倒台與葉劍英的復出
「二月逆流」後葉劍英在政治上被毛澤東冷遇，被迫長期在家賦閒，軍委秘書長一職雖然並未明令撤銷，但是卻已失去原有的權力。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又被點名批判，九大上僅僅掛了無實際權力的政治局委員虛名。１９６９年對蘇緊急戰備時期被疏散到湖南長沙。而１９７０年８月的廬山會議給了葉劍英復出的機會。廬山會議後期，毛密召葉劍英上山，囑其主持搞陳伯達專案材料。廬山會議後葉劍英南下福建陳伯達的老家和廣東兩地，搞來三個材料：陳伯達與他地主家庭的關係；陳伯達早期在舊軍閥部隊裡的情況；１９３０年陳伯達從莫斯科回國前後和「托派」的關係。邱會作回憶說：「我過去沒有參與過中央的專案，不清楚一些『大人物』是如何被定案的。這一次陳伯達專案在政治局討論，是我唯一涉及的『大案』。我發現，中央專案組的工作是如此輕率，如此不嚴肅不負責。涉案人的一丁點小事都可以掛到大問題上，定下天大的罪名。文化大革命以來，中央專案嚴重『擴大化』，不是某個人的問題，是黨的政策問題，是黨的陋習。多年來陳伯達都是為毛主席搞些文字上的事、主持辦黨的刊物，實際工作做得很少。他那個『天才論』就是批透了，批臭了，也沒什麼好說的了，於是就抓他的『歷史問題』。毛主席要犧牲陳伯達以解決廬山問題，提出那個『懷疑』，政治局就抓緊落實，對陳的結論未經仔細推敲就定了案。對陳伯達的聲討，不是什麼實事求是，而是對毛主席的態度問題了。凡是毛主席要整某個人，中央里其他人只能附合，否則你就自身難保。」（頁５７０－５７１）這些材料實際上成為日後毛澤東給陳伯達定性的關鍵「證據」。從此，葉劍英重回政治局工作。
第七，「九一三事件」後對黃吳李邱等人落井下石
「九一三事件」的前後過程以及對黃吳李邱等人的專案審查，葉劍英自始至終都是參與者、知情者。黃吳李邱是否涉及「兩謀」，葉劍英應該心知肚明。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亦曾是葉劍英的老部下（都是來自四野的廣州軍區），文革初期都遭受過造反派的打擊，葉劍英也曾對他們加以保護。但是「九一三事件」發生後，葉劍英卻積極要求處理黃吳李邱，王洪文作為當事人曾對邱會作說「毛主席對你們幾個，總認為缺乏證據。專案組搞上來那麼多材料，他都認為不足為據，不能令人信服。他基本上採取『拖下去』的方針，想拖上一段時間再看看。毛主席告誡政治局的同志，『要冷靜觀察，犯點官僚主義有好處。』他的意思是，對你們幾個不要急於處理，就在那『掛著』放一放、冷一冷再說。但是政治局裡多數人不願意毛主席那麼作。我們（四人幫）認為你們垮了沒用了，積極要處理你們的是葉劍英、汪東興、李德生。」（頁７１７－７１８）粉碎「四人幫」後，葉劍英本有機會出來為黃吳李邱說幾句公道話，可惜的是，葉劍英卻沒有任何表示，反而代表中共中央首次宣布林彪是個「反革命集團」（原先毛澤東時代只說黃吳李邱是林彪死黨，最多也就是「林彪反黨集團」），這樣一來，黃吳李邱統統被裝進這個「反革命集團」。
葉劍英在文革期間還有很多不光彩的事例。舉例來說，１９７３年４月葉劍英配合毛澤東、周恩來、張春橋，硬是把廣州軍區副政委兼湖南省軍區第一政委卜占亞打上「林彪賊船」，逼迫卜占亞承認參與了林彪南逃廣州的陰謀。原湖南省軍區政委卜占亞被中央認定上了林彪的「賊船」，與林彪「南逃廣州」有牽連。卜占亞在湖南堅決不承認這些無中生有的罪名，最後被押到北京。１９７３年２月初在周恩來主持的會議上，葉劍英表情嚴肅地說：「卜占亞同志的問題本來在湖南就可以定案了，不需要到北京來。為什麼又來了呢？就是要給卜占亞最後一個機會。毛主席、黨中央要樹立一個坦白從寬的典型，挽救那些在路線鬥爭中犯錯誤的人，對全党進行教育。希望你能徹底坦白交代，爭取寬大處理。這是決定你政治命運的最後機會。希望你好好考慮，認真對待。」（遲澤厚《卜占亞上下「賊船」記》丁凱文主編《百年林彪》明鏡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頁５７５）卜占亞被逼無奈最後只好一一承認這些「罪行」。「四人幫」被粉碎後，中紀委重查文革期間的大案要案，１９８２年１２月中央書記處終於同意撤銷了卜占亞的罪名和原中發（１９７３）１２號文件。在這些冤案中，葉劍英起了推波助瀾的重要作用。此外，粉碎「四人幫」後，葉劍英與華國鋒將南京軍區司令丁盛打成「四人幫」同夥，丁盛由此受到長期迫害。（可參見《落難英雄－－丁盛將軍回憶錄》星克爾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葉劍英在文革當中的活動可圈可點，既有積極緊跟毛澤東搞文革運動的一面，也有保護軍隊幹部，遏制江青文革極左派的一面。現在官史不遺餘力地宣傳葉劍英光彩的一面，卻將那些不甚光彩的一面徹底隱去。筆者認為，葉劍英的確是毛澤東信得過的人，否則文革初起時也不會將軍隊的大權交到葉的手中，但是毛也十分注意葉劍英的活動，一旦發現葉劍英對文革心存不滿，立即讓他「靠邊站」。但是隨著毛澤東對林彪的防範，以及林彪在１９７１年９月的倒台，毛軍中無人，不得不再次起用軍中這位自己信得過的人掌控軍權。只是在毛臨終前卻再次命令葉劍英「休息」，奪了葉的軍權。好在毛一死，葉劍英得以迅速翻身，一舉粉碎「四人幫」。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葉劍英的政治水平是其他軍隊將帥無可比擬的。葉劍英所表現出來的更多的是「政治」，而非「軍事」，葉劍英一生當中政治手段運用的十分嫻熟，大概是僅次於周恩來的人物。與其說葉劍英是軍事家，還不如說葉劍英是個政客更加準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