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革命後的蘇聯不同，中共並沒有立即著手接管所有私有財產，儘管它確實迅速採取行動，消滅了數量驚人的真假對手。農民最初從他們的前地主（其中許多人只不過為了解決個人糾紛而被指控為地主）那裡獲得了土地，而到了1957年，他們逐漸被趕進了災難性的公社，到了1962年，再加上毛澤東堅持繼續向城市和其他共產主義國家運送稀缺的糧食，導致農村數千萬人餓死。在城市，企業主看到自己的企業越來越受到中共官員的監管，經常被迫在可怕的批鬥會上認罪，到了1955年底，毛澤東運用他強大的當面教育說服了剩下的企業主。外資企業作為資本家和外國人被視為雙重剝削者，基本上被扣為人質，而其母公司則被勒索數百萬美元的外匯。
正如現在在中國以外的地方普遍承認的那樣（儘管中國人很少談論它），普通中國人的苦難通過以文化大革命為代表的各種酷刑而繼續存在。毛澤東去世兩年後，中國小崗村的農民小冒著生命危險，秘密瓜分自己耕種的國有農田，讓每個農民可以賣掉吃不完的糧食。在他們的成功消息傳開後，地方官員甚至一些共產主義思想家開始進行適度的改革，這是中共在1978年晚些時候正式承諾的一項任務，當時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已淪為世界上最貧窮的十個國家之一。
眾所周知，1989年天安門廣場大屠殺兩年後大幅加速的經濟改革為普通中國人帶來了巨大紅利。但即便如此，中國現在仍然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農村地區存在嚴重貧困，人均GDP總體與墨西哥或帛琉相當。中國要成為已開發國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但三十年來，從實質性的、儘管尚未完成的經濟改革開始實施，到習近平掌權後不久，首先是一些農村，然後是許多中國城市開始嘗到現代繁榮的果實，儘管人們享有的選擇自己生活的自由——類似1927年之前的時期——被削減。在經濟上，中國人在改革時代的大部分時間裡都被允許自由發展，儘管程度上還不充分。這個時代的場景——工廠、摩天大樓、到世界各地學習和觀光的中國人——都是眾所周知的。由於1979年中國的貧困和幅員遼闊，最重要的也許是由於中共不容忍任何社會變革（例如代表婦女或少數民族權利），中國的發展仍然不完整。不幸的是，這成功地揭穿了一種天真的信念，韓國、台灣、馬來西亞和智利等國家過去幾年似乎證明了這一點：隨著繁榮，新富裕起來的公眾對負責任的自治政府提出了難以抗拒的要求。1989年6月的暴力事件發生後不久，雙手沾滿鮮血的鄧小平（像所有革命時代的中共領導人一樣）進行了這場賭博，並一度取得了成功。鄧小平賭的是，中國人如此渴望擺脫他們的物質上的窮困以至於他們心甘情願，也許部分樂意接受政治鎮壓，只要政治鎮壓不是離家太近，並且他們就可以自由地實現個人發家致富。繼前幾任領導人領導中國持續的發展經濟並在國際上韜光養晦之後，習近平上任以來，開始以崛起的中國能夠取代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秩序，並將中國置於世界主導地位的主題來執政。他瞄著中國歷史上所在的位置，即世界的中心。
可惜的是，這種幻想擱淺了，因為習近平越來越多地運用權力來對付任何對經濟和社會有擾動威脅的企業人士，典型的例子就是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他的螞蟻集團有真正創新的金融技術，但他立即被中共逼迫就範。在他發表演講批評中國金融監管的墨守成規之後，他被中共馴服了。2010年代中期經濟增長開始放緩。最致命的一擊是中共對COVIID-19的處理，首先掩蓋了其爆發，然後對於這個導致全世界數百萬人死亡的整個事件，將任何調查其起源的行為視為另一場宣傳鬥爭。中共在疫情後的經濟和軍事上的侵略行為不僅針對台灣，還針對日本、澳大利亞、菲律賓，也許最令人驚訝的是印度，這導致其鄰國將中共視為一個不僅對內鎮壓而且對外危險的組織。
崇拜中國成就和文明的人想知道會發生什麼。1927年蔣介石的國民黨鞏固政權之前，儘管飽受內戰和外國壓力的困擾，中國人民仍然在一次又一次地努力建設一個更美好的國家，讓中國更偉大，只要他們能夠獲得自由來實現這一目標。並且在南京十年期間他們也是在這樣做，只不過程度較小。這樣的旅程在1945年之後在世界其他有些地方完成了。中共和習近平在其教育和內部宣傳中培養這樣一種態度，即中共最大的勝利不是實現中國的繁榮和安全，而是扭轉中國的百年屈辱，培育出「東升西降」的世界新秩序。中共和習近平為了自身利益，通過這種宣傳，特別提倡與技術最先進的國家（目前包括日本、台灣和韓國）隔離，而這些國家恰恰是在過去幾個世紀裡創造了未來的地方。相反，習和中共提供了一個世界前景，其目標不是讓中國人民為全球技術進步做出可能是相當大的貢獻份額，相反，中國人民被要求禁錮在狹隘的民族主義中，把所有的一切打上「中國特色」，而這麼做都是為了維持中共對14億人民的腐敗、殘酷的控制。中國人民將為這種自私的孤立付出代價，但世界其他國家如果被實質性地剝奪了與中國在商業和科學領域合作的人才，也會付出同樣的代價。
歐思博（Evan Osborne）是萊特州立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最近著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現代中國的經濟自由主義》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