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訴挪威的聽眾：當一個作家成為了一個詞彙以後，其實是對這個作家的傷害。
我的演講結束後，奧斯陸大學歷史系的Harald Beckman教授走過來說：『你小時候對魯迅的討厭，和我小時候對易卜生的討厭一模一樣。』」
我也正想說，「我小時候對馬克思的討厭，與余華小時候對魯迅的討厭一模一樣」。
2021年5月13日於海淀知島咖啡
【附】以下節選自余華：「魯迅是我這輩子唯一討厭過的作家」，2011年
在我的文革歲月里，我曾經充分利用過「魯迅」這個強大的詞彙。我成長的經歷里除了革命和貧窮，就是無休無止的爭論。爭論是我童年和少年時期的奢侈品，是貧困生活里的精神食糧。
我小學時和一位同學有過一個爭論：太陽什麼時候離地球最近？這位同學認為是早晨和傍晚，因為那時候的太陽看上去最大。我認為是中午，因為中午的時候最熱。我們兩個人不知疲憊地開始了馬拉松式的爭論，每天見面時，都是陳述自己的理由，然後駁斥對方的觀點。這樣的廢話說了不知道有多少遍以後，我們開始尋求其他人的支持。他拉著我去找他的姐姐，他姐姐聽完了我們兩方的理由後，馬上站到了他的立場上。這個當時還沒有發育的女孩一邊踢著毽子一邊說：「太陽當然是早晨和傍晚離地球最近。」
我不甘失敗，拉著他去找我的哥哥。我哥哥自然要維護自己的弟弟，他向我的同學揮了兩下拳頭，威脅他：「你再敢說早晨和傍晚最近，小心老子揍你。」
我對哥哥的回答方式深感失望，我需要的是真理，不是武力。我們兩個又去找了其他年齡大一些的孩子，有支持他的，也有贊成我的，始終難分勝負。我們之間的爭論長達一年時間，小鎮上年齡大一些的孩子都被我們拉出來當過幾次裁判，連他們都開始厭煩了，只要看到我們兩個爭吵地走向他們，他們就會吼叫：「滾開！」
我們只好將唾沫橫飛的爭論局限在兩個人的範圍里。後來他有了新的發現，開始攻擊我的「熱」理論，他說如果用熱作為標準的話，那麼太陽是不是夏天離地球近，冬天離地球遠？我反駁他的「視覺」理論，如果用看上去大小作為標準，那麼太陽在雨天是不是就小的沒有了？
我們繼續爭論不休，直到有一天我搬出了魯迅，一下子就把他打垮了。我在情急之中突然編造了魯迅的話，我衝著他喊叫：「魯迅先生說過，太陽中午的時候離地球最近！」
他啞口無言地看了我一會兒，小心翼翼地問：「魯迅先生真的說過這話？」「當然說過，」我雖然心裡發虛，嘴上仍然強硬，「難道你不相信魯迅先生的話？」
「不是的，」他慌張地擺了擺手，「你以前為什麼不說呢？」我一不作二不休，繼續胡編亂造：「以前我不知道，是今天早晨在廣播裡聽到的。」
他悲傷地低下了頭，嘴裡喃喃地說道：「魯迅先生也這麼說，肯定是你對了，我錯了。」
就這麼簡單，他不遺餘力地捍衛了一年的太陽距離觀點，在我虛構的魯迅面前立刻土崩瓦解了。此後的幾天裡，他沉默寡言，獨自一人品嘗失敗的滋味。這是文革時代的特徵，不管是造反派之間或者紅衛兵之間的爭論，還是家庭婦女之間的吵架，最終的勝利者都是拿出某一句毛澤東說過的話，然後一錘定音，結束爭論和吵架。當時我本來是想編造一句毛澤東的話，可是話到嘴邊還是膽怯了，不由自主地把「毛主席教導我們」改成了「魯迅先生說」。日後即便被人揭露出來，被打倒了，成為小反革命分子，也會罪輕一等。
進入初中以後，我和這位同學開始了另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論。我們討論起了原子彈的威力，他說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原子彈捆綁到一起爆炸的話，地球肯定會粉身碎骨似的毀滅；我不同意，我說地球的表面會被摧毀，但是地球不會因此破碎，地球仍然會正常地自轉和公轉。
我們從討論的層面進入到了爭論的層面，而且爭論不斷升級和擴大，兩個人在學校里整天聲嘶力竭地辯論，然後像競選似的，各自去拉攏其他男同學。有支持他的，也有支持我的，當時初一年級里的男生們分成了地球毀滅和不毀滅兩大陣營。時間一久，我們的男同學們厭倦了這樣的爭論，只有我們兩個人繼續在爭論里樂此不疲。男同學們為此給予我們一個共同的綽號：「這兩個地球。」
有一天我們打籃球的時候也爭論起來，我們已經爭論了幾個月了，我們都覺得應該結束這場爭論了。我們就在籃球場上做出決定，去找化學老師，讓她給出一個權威的答案。我們一邊爭論一邊走去，他忘記了手裡抱著籃球，後面打球的幾個同學急了，衝著我們喊叫：「喂，喂，兩個地球，把籃球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