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筆錢還有一樁公案。那個時候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分又不分，莫羅佐夫給的是整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沒指定給哪個派別，所以兩派都爭。高爾基跟列寧私交甚好，之所以列寧一直沒有跟高爾基發生衝突，這也是個原因（其實他給加米涅夫的信中經常說："讓高爾基下去。"我們在延安文藝座談會時把這作為列寧主張跟工農兵相結合的例證，根本就不是那麼回事。
他在給加米涅夫的信中說：現在我要向孟什維克動手，高爾基老在給他們求情，我又不能對高爾基怎麼樣，因為他在世界上有影響力，我們還要讓他爭取外援，爭取資金，他老待在首都我就沒法動手。所以"趕快讓他下去，只要他趕快離開首都去哪裡都可以"）。這筆錢最後一直鬧到委託第二國際考茨基、蔡特金、梅林三個人來掌管，其中考茨基向著孟什維克，蔡特金向著布爾什維克，最後錢還是讓布爾什維克拿走了。我介紹這個公案，主要想說明很多表面看冠冕堂皇的爭論（如布、孟政見之爭）掩蓋了其中有利益爭奪的因素。
其次，波蘭人、猶太人、喬治亞人。布孟兩派雖然都是知識分子占優勢（其中猶太人、喬治亞人、波蘭人數量很大，因為這三大民族在受壓迫的少數民族中知識分子比例和接觸西方的人最多），但是成分卻有很大的不同，在孟什維克中猶太人和喬治亞人比重很大，出席二大的57名代表中猶太人占了25名。
革命隊伍中猶太人多很容易理解，因為沙俄長期以來的排猶傳統，尤其是19世紀末尼古拉二世加大了打擊猶太人的力度，把猶太知識分子都推到了對立面（20世紀初沙俄有530萬猶太人）。至於為什麼他們在孟什維克中占了絕大多數呢？孟什維克深受西方社民黨的影響，而猶太知識分子一貫同俄國以外的世界保持聯繫，他們往往定居在世界性強、包容性大的移民城市，生存的經歷使他們能包容自己隊伍里的不同意見，傾向一種鬆散的聯盟。
1903年，孟什維克同崩得派（現代猶太語Bund，聯盟的意思，全稱是"立陶宛、波蘭、俄羅斯猶太工人總聯盟"）建立了密切聯繫。崩得派的方案被否決以後退出俄國社民黨。幾年以後，崩得派的領導人總結經驗說，他們在組織上、思想上同孟什維克如此接近，這樣繼續分裂下去對雙方都無意義，1907年甭得再次加入俄社民黨，從此與孟什維克結盟，一直到十月革命兩派一直密切合作不分彼此，以至於無法把崩得的領導人同孟什維克的領導人區分開來（史達林把孟什維克稱為"猶太幫"）。
喬治亞雖是山地國家，但它並不閉塞，城市化程度是當時俄國中最高的，19世紀末城市人口就占30%多，而且這個民族歷史上以反抗波斯、土耳其和俄國的統治而著稱。
成功的無政府主義宣傳（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文化激進主義"）。在俄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上，文化激進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有著密切的聯繫。從這個意義上說，"巴枯寧是第一位俄國知識分子，沒有巴枯寧，就不可能產生別林斯基的左傾，車爾尼雪夫斯基也不可能成為傳統社會主義思想的繼承人。"由於俄國歷史發展中專制國家的農奴制壓迫形成的社會鴻溝以及分裂教派的偏執行為，導致俄國知識分子中的"社會責任感"和"力求極端"內在衝動的特點十分突出。
19世紀40年代以文學批評為主導的整個過程都過於政治化了，與沙皇政府相對立而產生的革命思想、唯物主義、無神論中充滿了絕對化的血腥和虛無主義的無根基性。文化激進主義典型的口號是"不要調和！"它與社會激進主義遙相呼應，人人爭相與溫和、中庸對立，從否定國家到否定一切秩序，於是在俄國思想史上興起"旋風效應"，向激進主義每邁出一步，就伴隨著更加嚴厲的批判與否定。否定過程導致文化連續性的中斷與思想視野的縮小，官方對知識階層的打壓和禁令，賦予了思想蒙難者聖徒般的光環與榮耀，進一步促使青年人對激進主義產生更大的興趣，促成了革命黨情結。統治階級出於維護自己利益和對革命的懼怕實行反動政策，對革命者進行嚴酷鎮壓，又進一步導致革命情緒和行動的高漲，於是形成緊張對立的惡性循環。
知識分子的政治激進主義、文化激進主義與民眾本能的社會激進主義以驚人的速度完成了嫁接，這是因為知識階層在上層改革需要糾偏的情況下缺位和民粹大潮湧起時的草率的引導促成了民眾的政治情緒和社會革命化。在普遍革命的思想的催促下社會情緒"激進化"和"雅各賓化"，政治緊張、民族緊張和社會緊張極大加劇，像膿瘡一樣在俄國社會積存了數十年，等待著瘡口破裂的一天。這給民粹主義化的布爾什維克黨提供了趁亂而起的機會，因為他們懂得抽象的民主原則不具備感染民眾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