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對孟什維克說，群眾比你們左一千倍，比我們左一百倍，斯托雷平改革。以前，沙皇政府一直在扮演著村社和民眾的"保護人"的角色，當時的國策宣布："村社是俄國人民的特點，村社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它是凝結俄國人民生活的水泥"。亞歷山大二世曾提出過一個著名口號，"俄國的一切不是為了強者，而是為了弱者"而存在的。沙皇當局認為，專制政權"唯一可以依靠的是農民，農民是國家保守力量的支柱"。
1905年以後，沙皇丟掉"抑強扶弱"的口號，放下了為"民"做主的旗幟，改而實行"保住地主，扶植富農，犧牲貧弱，分化農村"的改革（即斯托雷平改革），以明顯反道德的"原始積累"方式"勇敢地走上了"俄國的資本主義道路。政治上專制主義的反動與經濟上自由主義的進步奇異地混合在一起，結果雖然有了"經濟史上的黃金時代（1907-1914年）"，農業生產的繁榮成為俄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現象，但是這場以權貴利益為出發點的改革同時也為自己種下了苦果，這就是"反對骯髒的進步"的十月革命。傳統的惰性再次發揮出它巨大的威力。
斯托雷平不公正的經濟改革導致農民從沙皇的基石變為最大的反對力量。早在1914年，有一份著名的備忘錄就已經預見了未來的事態發展：他的起草者是極右的保守派杜爾諾沃，他堅決反對斯托雷平改革，認為太自由化、太西化了，這場改革如果再與戰爭聯繫起來，社會革命就不可避免了。"萬一失敗了，決不能忽視可能是敗在與一個像德國這樣的敵人的戰鬥中，一場最極端形式的社會革命就不可避免了"。（果真給他說中了，但是現在人們早已把這個老冬烘的警示忘掉了）。
一戰前的"黃金時代"無人能夠否認，但它是以社會的緊張加劇作為代價的。二月革命農民對土地的要求十分強烈，提出分配皇室土地、國有土地、大莊園土地和"不在地主的土地"（有很多貴族自己不住在鄉下，而是由管家經營）。農民要求恢復公社的"斯托雷平農民"（獨立農民的另一種稱呼）的權威，重新確認農村公社。這種戰鬥精神是農村本身的內部源泉湧現出來的，雖說當時湧現出的"自發奪地鬥爭"，其實對"貴族莊園的侵犯和分割都是經過農村公社來組織和協調的"。
斯托雷平不但瓦解村社，還有一個措施給十月革命埋下伏筆——移民政策。經濟上這的確是一個不錯的辦法：既可以消除中部地區過剩的人口，又可以發展西伯利亞等地的經濟。但是瓦解村社遭到農民反對（農民已經習慣用村社的"平均"來抵償自己的貧困），而移民不但遭到了當地的反對，由於組織不好又出現了"回流"移民——一貧如洗和極度不滿的農民，成為十月革命中的中堅力量。考茨基有一句名言："我們的政策不應優惠農民，就像不應優惠封建主義一樣。"農民越多，叛離馬克思學派的人就越多。
斯托雷平改革促使農民反沙皇，向後看，與1905年革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說農民反資本主義使他們有了社會主義要求，其實是想回到過去的民粹主義要求，這也是很多人說十月革命是民粹主義大釋放的理由。
一戰造成的外部條件。因為一戰，俄國20%的青壯男人都在軍隊裡，1917年俄國總人口是15360萬，在海陸軍中服役的1100萬，占全國人口的7.2%，軍人在國家的地位非常重要。俄國打輸了日俄戰爭不到十年又投入一場更大的賭博，到1917年俄國約有600萬人在戰爭中喪生、受傷、致殘、以及被俘，在2月-10月這段時間又增加了100萬。但是臨時政府不肯締結和約，和平成為首要問題。這越發加重經濟上的困苦和秩序上的混亂，"戰爭及其所造成的疲憊不堪的人民空前的困苦為爆發社會革命提供了土壤。"
在普遍革命的思想的催促下，理性溫和的政黨逐漸喪失民眾，擁護激進的社會政治變革的人增多，妥協、讓步、協商都成為貶義詞，在相互對立的兩端沒有迴旋餘地。布爾什維克學說中囊括了一切趨勢：工人的反資本主義情緒，農民的反私有制情緒，由於戰爭困苦而產生的反戰情緒，對公正的企盼和根深蒂固的集體傳統——布爾什維克的確從現實潮流中抓住了幾個關鍵問題。拖延戰爭結束和等待時局平靜進行政治社會變革的常識都會被民眾的浮躁急迫所否定，從1917年夏天開始，反戰計程車兵開始自稱為"布爾什維克"，軍官的報告也把他們與布爾什維克等同起來。這時的"布爾什維克"等同於無政府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