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7日晚上,毛澤東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接見了上海科學、教育、文學、藝術和工商界代表人士三十六人。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的社論。這篇出自毛澤東筆下的社論,第一次點出有一個「章羅同盟」,定羅隆基為帥上之帥,還說:「……兩帥之間還有一帥,就是文匯報駐京辦事處負責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幹的女將。人們說: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編輯部,就是文匯報的這樣一個民盟右派系統。」社論斥責他們「呼風喚雨,推濤逐浪,或策劃於密室,或點火於基層,上下串連,八方呼應,以天下大亂、取而代之、逐步實行、終成大業為時局估計和最終目的」。「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見毛選第五卷435頁)
如此疾言厲色的聲討,如同雷霆萬鈞,把整個中國震得山河失色。民盟和其他一些在鳴放中發表過一些「錯誤言論」的知識分子,統統陷入了被圍剿的境地。
就在章伯鈞、羅隆基、浦熙修們在北京被《人民日報》「七一」社論追討得無處藏匿,三番五次做著屈辱的檢討和互相揭發之際,社論作者毛澤東已經南下。七月八日,他在上海說:「對這些右派,我們正在圍剿。」(見毛選第五卷442頁)此時離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公開號召反右正好一個月。毛澤東認為:在這一個月里,鳴放中最有問題的兩張報紙,光明日報「立場根本轉過來了,由章伯鈞、儲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路線轉到了革命的社會主義的路線。」而文匯報呢,雖然作了自我批評,但「根本上沒有作自我批評」。相反,還「替自己的錯誤作了辯護」。「欠債是要還的,文匯報何時開始還這筆債呢?」
毛澤東為什麼死揪住文匯報不放?這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務,暫且不表。我們感興趣的是毛澤東這個時候在上海與各界知識分子代表的一次會見,以及此時得以覲見龍顏的各界知識分子的表情。
個人崇拜重新歸來
七月七日晚上,毛澤東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接見了上海科學、教育、文學、藝術和工商界代表人士三十六人。
在這種場合下,毛澤東顯得平易近人,談笑風生。他看見以前見過一面的科學家、復旦大學教授談家楨,頗為江湖地稱呼道:「談先生!老朋友!」以至談家楨激動地說:「他和我只見過一次面就記得了」。毛澤東還記得導演應雲衛「到過延安」,「去榆林拍電影」(按:指1946年應雲衛到內蒙拍《塞上風雲》)。在與血吸蟲病專家蘇德隆寒暄時,毛問黃浦江里有沒有血吸蟲?蘇德隆得知毛想橫渡黃浦江後說:黃浦江里沒有血吸蟲,但是有傷寒病菌。勸毛不要在黃浦江里游泳。毛開始發揮他的辯證法:醫生的小心固然好,但我們還得要大膽,二者結合起來考慮就全面了。這又被復旦大學教授漆琪生感嘆道:「主席的小心與大膽比喻,就是一個活生生的矛盾與統一的辨證關係。亦即指出了我們和右派分子鬥爭時,必須小心和大膽結合起來,工作就做得更好」。毛澤東說看過漆琪生教授寫的文章,漆教授「又興奮,又慚愧」,「總的一句話,毛主席對我們這麼關懷,我們怎麼能不聽毛主席的話,不跟毛主席走呢!」毛澤東看見著名教授、歷史學家束世澄頭髮已經斑白,就問束「現在還上課不?」束答道:「還在上。」毛澤東關切地說:「可以不上課了,只要指導別人就行了。」束世澄事後激動不已:「其實我的年紀比主席小,他還在日理萬幾(按:原文如此)為人民操勞,卻要我休息了。而主席的談話又是如此親切,真是像老朋友一樣。這怎能不叫人感動?」「從去年起我看過幾次主席的照片,總覺得他顯得有些蒼老,我一直懷念他老人家這幾年是太辛苦了。但見面後,覺得他比照片上年輕得多,身體非常健壯,他還說要橫渡浦江。看到主席這樣精神,真是我莫大的安慰。」……
幾乎所有人都被領袖的風度迷住了。「謙虛」、「誠懇」、「慈愛」、「非常親切」、「像老朋友一樣」……。黃宗英觀察得很仔細:「有的以前見過的,他一看見就叫得出名字,知道在搞什麼工作;有的初見,但在臨別一一握手時,主席都叫得出姓名了。」這種「對每個人工作和生活的關心」,讓被關心者「非常感動」「非常激動」……
失眠是知識分子的通病。此次受到毛澤東接見,使得原先靠安眠藥入睡的,激動得非要加大了劑量才能入睡。可也有相反的,束世澄是一位。他說:「方才幾位同志都說見到了毛主席後回到家裡,幾乎一夜睡不著覺。我卻和大家相反。前幾天我一向上床不容易睡著。但是見到主席後,我一上床就睡著了。因為聽毛主席說,右派反過之後,整風整過後,中國馬上就要大大好起來。我就感到心安理得,為從來所未有。問題只在目前如何熱情堅決的投入戰鬥,今後如何更努力的搞好工作。」
一九五六年,赫魯雪夫挑戰了史達林的個人迷信、個人崇拜,中共黨內也對七大以來對於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和崇拜作了反思。毛澤東開始從「神壇」不無失落地逐漸回到「人間」。然而一場反右,讓對於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個人迷信重新歸來,七月七日對上海各界人士的接見就是其中的精彩一幕。毛澤東很成功。
聽聽當時的各界代表們還怎麼說——
李銳夫(華東師大教授):「毛主席胸襟偉大,給我們莫大的鼓舞。」
漆琪生:「主席講話的態度既慈愛又莊嚴,使我們肅然起敬。」「毛主席的談話給予我們無窮的力量。……短短一席話,對我的教育真是終生受益無窮。」
周煦良(翻譯家、教授):「這次見面,真是畢生難忘。」
笪移今是復旦大學教授,他曾是儲安平主編的《觀察》周刊的撰稿人,還做過代主編,又是九三學社發起人。這時的儲安平已經被批判得連上醫院看病都不敢報自己的名字。笪移今說:「主席的每一句話都包含著深刻的思想性和哲學意味,發人深思。」「主席的話永遠活在我的心裡,是推動我前進的動力。主席的談話一貫是那樣輕鬆而富有生命力。……主席態度謙虛、親切、誠懇,真使人感動得無以言喻,對人的啟發和幫助很大。」笪移今特別強調:「的確,人民是選對了自己所敬愛的領袖。」
蘇德隆(牛津大學醫學博士、哲學博士):「主席是我們力量的源泉。」
後來在「文革」中被整死的著名導演鄭君里提出了「元帥」和「慈母」的說法。他說:「這次毛主席來到上海,正好是上海反右鬥爭到達高潮而且已經取得偉大勝利的時候,我能夠看到毛主席,除了極度興奮之外,還有二種心情,一是自己作為反右派鬥爭行列中的一個小兵,看到毛主席像是看到了指揮全軍的元帥上了火線一樣,充滿了勝利的信心。另一種心情又像是久離父母的孩子重新見到了慈母。我更覺得毛主席既是我們的元帥,又是我們的慈母。」
翻譯家羅稷南的提法也很新,他說毛澤東是「我們國家的元首,近代世界的大思想家」。毛澤東是「國家元首」是事實,但當年很少有人這麼說。「近代世界的大思想家」是個創新的概括。
細細咀嚼對毛澤東的這些讚美,再想想九年後「文革」中對毛澤東的「三忠於」「四個偉大」之類,就不覺得太突兀了。只是這些讚美都出自於當時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之口。
主動申請繼續改造
當然,回頭看這段歷史,很難說,當年的那些讚美都出於真心。因為他們中的一些人在鳴放期間也提了許多意見,反右來了,誰也吃不准自己離「右派」還有多遠,心中不免七上八下。二〇〇三年黃宗英回憶說,聽說毛主席晚上要接見,當時「反右已風起雲湧,我忐忑不安想請假不出席,怕的是會被點名發言。」一同被召見的黃宗英的丈夫趙丹雖故作鎮靜,但其實「那些日子特煩躁」,「他正為老友鍾惦棐《電影的鑼鼓》和他自己的《爐邊夜話》在掛鈎上綱寫檢查。同時還要為參加中宣部一次『擴大會議』、聆聽了毛主席講話後與石揮他們合寫的一篇文章寫檢查。」上海信誼藥廠總經理、民建中央委員陳銘珊說:「市委統戰部電話通知我馬上去中蘇友好大廈咖啡廳。我不知道什麼事情,趕到那裡一看,只見燈火輝煌,已經有好多人坐著。一進門就看到毛澤東主席站在那裡講話,使我驚喜不已。我悄悄地坐在後面。咖啡廳里是分團桌坐的,毛主席講話後,還過來同大家交談。當他坐到我所在的一桌時,有人介紹到我說:『這是陳銘珊。』毛主席說:『噢!上海有個陳銘珊,北京有個陳銘德嘛!』當時反右運動已經開始,北京陳銘德已被劃為右派。我聽後心中很吃驚,不知這話是什麼意思。毛主席與我們交談了一會,臨離開之前補充了一句:『我剛才說北京有個陳銘德,是為了便於記憶。』他這一解釋,才使我如釋重負。」(中共黨史出版社《毛澤東在上海》)
受到領袖的接見,在當時人們看來,等同於勞動模範。黃宗英說:「我和趙丹在七七晚上見過毛主席後,第二天一清早,就把這大喜事告訴了我們的孩子,孩子高興極了,問我們:『毛主席為什麼找你們談話啊,你們是勞動模範嗎?』我們聽了很慚愧……」儘管不是勞模,但無論如何都是領袖路線上的人了,所以在座談會上,大家先是感到從未有過的「輕鬆」,接著開始檢討自己。
談家楨說:「我參加過中央宣傳工作會議,對中央方針應該了解得很清楚,但是回到上海以後,像進了迷魂陣一樣。想想自己在大鳴大放中也犯了一些錯誤:隨波逐浪,在有些對黨的意見中,不免誇大了缺點,對解放來的三反、思想改造運動、教學改革、科學體制和學習蘇聯等存在著的片面的缺點有誇大為全面缺點的感覺。這說明自己在思想上,還沒有明辨大是大非,立場模糊。」「有些論點卻和右派分子的論點不自覺地起了共鳴作用」。談同時強調了「當時各方面的壓力大」的客觀因素。周煦良說:「我的思想也有些糊裡糊塗,反右派鬥爭開始後,又表現得不夠堅決,我一直想要多寫文章,也打好了幾篇腹稿,但一直沒有寫出來。」束世澄說:「在這次反右鬥爭開始之前,我自己就很糊塗,對問題看不清。」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丁善德自己鳴放中沒有什麼過失,但也代上海同行們檢討:「我們音樂界也存在著相當嚴重的非政治傾向,對這樣重大的反右派鬥爭還不夠關心,感情上沒有像工農同志那樣強烈的痛恨,這說明我們音樂界的政治覺悟還不高。」……
因為多少都犯了些錯誤,或者在政治上多少也有些糊裡糊塗,現經領袖一接見,大家無不覺得「慚愧」、「很慚愧」、「非常慚愧」。紛紛表態:要繼續改造自己!
電影導演沈浮說:「相信在這一反右鬥爭中,我們知識分子一定能得到深刻的教育。我個人在這次反右派鬥爭中所得到的教育,就是比過去歷次運動所獲得的教益都大。我把這次鬥爭就視做火熱的鬥爭,願在這次鬥爭中求得改造。我是這樣想,並且也是這樣做。」電影導演應雲衛說:「毛主席見到我,我覺得就好像在問我改造好了沒有。主席這樣親切,一方面鼓勵我們要好好工作生產,一方面要我們好好改造。」笪移今說得最徹底:「投入反右派的鬥爭,是知識分子自我改造的最好機會,……對於這次與毛主席的見面,光感到對知識分子的親切和關懷是不夠的。我們為報謝毛主席恩意,最根本的辦法就是堅決改造自己,我相信毛主席對我們的期望也就是要我們勇敢地繼續進行思想改造。而這次投入反右派鬥爭,就是一個最好的改造自己的考驗和鍛鍊。只有經過不斷的改造和提高,才能……」
當年,知識分子日子不好過。進入一九四九年以來,毛澤東一直把他們稱為「從舊社會過來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說他們有「尾巴」,並時不時「翹尾巴」。他們因此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夾著尾巴」做人,不斷接受「改造」。特別是在歷時一年的全國規模的「思想改造運動」中,知識分子更是被侮辱性地「脫褲」、「洗澡」、「下樓」。接著不少人又在「反胡風」運動中沉沒。知識分子對於思想改造,有疑惑,有不滿,只是絕大多數敢怒不敢言。下文提到的上影五次座談會積極分子、導演白沉一九五四年就已沉不住氣,當著視察上影廠的全國人民代表許廣平面說:「思想改造,一次一次又一次,無盡無休,這種做法比當年的保甲制度不是有過之無不及嗎?日本人、國民黨再厲害也沒有兜你的老底呀!」(見1957年8月11日《新民晚報》)好不容易一九五六年有了「雙百方針」,說知識分子經過改造已經是無產階級的一部分,以為從此可以脫掉資產階級的帽子,以為從此可以與自卑、屈辱的「改造」二字說拜拜了,又有了鼓勵知識分子說話的「鳴放」,多少人壓抑多年的心裡話一吐為快!然而,不過一百天,就遭遇上了反右。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反右取得決定性勝利以後,中國知識分子又被公開地正式地戴上了「資產階級」帽子,繼續走上漫無邊際的「改造」之路。然而,奇怪的是,在此前的七月十日,在毛澤東接見之後《文匯報》召集的座談會上,許多知識分子就已經伸手主動要求繼續「改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