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士多德所提倡的「受過教育的了解」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意義。美國大學裡的人文教育課程，就是建立在教授是業餘知識者的理念基礎上的。教授人文基礎課程「經典閱讀」（偉大著作閱讀）的絕大部分教授都不是希臘、羅馬、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的專家，他們傳授的是「受過教育的了解」的那種知識，他們的任務是引導學生對經典著作進行思考和討論，這是一種判斷能力的培養，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對事情作出判斷，依靠的主要就是這種能力。
學人：您在各種文章與訪談中反覆提到一個知識群體，即所謂的「中國『後學』左派」。您至今還把他們當作論戰對象嗎？在您眼中，他們是不是逐漸成了對公眾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
徐賁：「後學」是上個世紀末的一種思潮，已經成為過去，但「後學」左派的影響依然存在，但未必是什麼積極影響，譬如狹隘的民族主義、懷疑主義、虛無主義、道德相對論、文化部落主義、偏執的身份政治、犬儒主義。這些不一定是後學本身的必然推導，而是中國式淮橘為枳的緣故。對這個問題，我在《文化批評往何處去》一書里有專門論述，這裡就不展開了。
學人：女性主義思潮興起，性別議題也成為中國知識界和輿論場的焦點。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女性主義常常被男性主導的國家或革命敘事邊緣化，而在當下的中國，您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對女性主義的接受程度如何？女性主義在人文啟蒙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徐賁：我前面提到加拿大女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就可以看作是一部女性主義的人文啟蒙作品。當然，阿特伍德本人並不同意這種僅僅限於女性主義的閱讀，因為女權問題是普遍人權的一個組成部分。
什麼是「女性主義」，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只有弄清這個問題，才能決定《使女的故事》是不是一部「女性主義」小說。阿特伍德說，「如果你指的是一本宣傳意識形態的小冊子，裡面所有女人都是天使，或是失去道德選擇能力的受害者，或者二者皆是，那麼答案是否定的。但如果你說的是這樣一部小說，裡面的女性均為有趣且重要的人類——性格各異、舉止不同，……那麼，答案是肯定的。在這種意義上，許多書都是『女性主義』的。為什麼說女性問題很重要，值得關注呢？因為她們是活生生的人，是人類命運的重要參與者，沒有女性生育，人類將不復存在。正因如此，對成年女性、少女、幼童的大規模強暴和謀殺長久以來是種族滅絕戰爭以及其他意在征服和剝削某個群體的戰爭的特徵之一。」女性的地位和處境是制度性質的標誌，「控制婦女和嬰兒，是地球上每一個專制政權的特徵。……對那些推行強制性生育的人，我們應該質問：這麼做『誰能獲利』？有時是這部分人，有時是那部分人。總有人獲益。」
女性權利是一種公民權利，女權就是人權，這個思想早在18世紀啟蒙運動時期作家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Wollstonecraft，1759-1797）的《人權辯護》《女權辯護》中就已經有了清晰的表述，對今天仍有重要的意義。眼下中國大學裡的一些女性研究局限在「文學研究」的專業框子裡，關注的是女性寫作、女性人物、女性敘事這樣的「專業」問題，也有涉及女性解放的，雖然有一些新名詞和新概念，但很難設想這樣的女性研究能產生沃斯通克拉夫特那樣的社會性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