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夏的廬山會議，在黨的歷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央辦公廳一些老同志建議把它列為《楊尚昆回憶錄》的一章，得到楊尚昆的同意。
1996年12月，1997年3月、5月，楊尚昆三次同我們談廬山會議前後情況。
他說，我作為廬山會議的正式成員，又是會務工作的總負責人，是應當對這次會議說幾句話的。
01、一次被推遲了的中央工作會議
眾所周知，廬山會議本來是要糾「左」，後來因為毛澤東嚴厲批判彭德懷的《意見書》，急劇轉向了反右傾。
楊尚昆當時對此也沒有心理準備，但是在和我們談廬山會議的第一階段——中央工作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時候，他分析認為，即使沒有彭德懷的《意見書》，廬山會議糾「左」的初衷也很難實現。
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後，毛澤東召開了一系列會議，研究解決「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存在的問題。
1959年6月4日、5日，中央書記處連續兩天召開會議，討論當年工業生產指標。
會後，我去毛澤東處匯報，毛澤東對我談了他對當時形勢的一些看法後說，中央對農村和市場方面都有了指示，下面貫徹落實需要一定的時間。
原定6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可以推遲到7月。他說想利用這段時間出去摸摸情況，做到心中有數。
6月13日，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他強調計劃必須落到實處，要注意綜合平衡。
他說，1958年搞「大躍進」，成績很大，現在出現了一些問題不要緊，不碰釘子不會轉彎。1957年調低指標是必要的，1956年的錯誤是不應該公開反冒進，明年的指標也可以低一些，搞一個馬鞍形。現在要解決的問題是怎樣辦好農村食堂。
他宣布，6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不開了。
20日，毛澤東離京南下，次日，到達鄭州。
當晚，毛澤東的秘書高智打來電話，說主席提議在廬山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座談會，要我徵詢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意見。
我當即報告劉少奇，劉少奇連夜召開會議，中央常委一致同意毛澤東的意見。
因對廬山承辦會議的條件一無所知，決定讓我先去廬山，進行安排。這已經是22日凌晨了。
上午，我即召集有關人員開會，對廬山會議的會務工作作了簡單部署。
23日，我直飛南昌，同江西省委的同志見面後即趕赴廬山，到廬山已是晚9時多了。這時我又得悉毛澤東準備回韶山，會議推遲到7月1日。
2日，會議開始。毛澤東提出了準備討論的從讀書到形勢和任務，從國內到國際共19個問題。會議的開法是先用幾天時間座談以上一大堆問題，有的問題爭取形成文件，然後再開兩三天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文件。
會議一開始，毛澤東就借用湖南省委提出的「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話作為會議的指導思想。
當時，與會者對於如何評價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有很大分歧。毛澤東說，「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中發生的問題，從鄭州會議到現在己經初步解決了。從全局來說，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問題。
劉少奇提出，成績要講夠，缺點要講透。
有一些同志認為「大躍進」的成績應該肯定，但是存在的缺點、錯誤和帶來的後果，比想像的要嚴重得多，應該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承認指導思想有失誤，採取措施切實糾正。
也有一些同志不願多講缺點和教訓，還有意無意地壓制別人揭露問題、提意見。
隨著討論的不斷深入，批評「三面紅旗」的意見越來越多。
特別是7月16日毛澤東以《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為題，批印了彭德懷的那封信以後，堅持還是否定「三面紅旗」的分歧更加鮮明突出，基本贊成彭德懷《意見書》觀點的占多數。
青年彭德懷
這期間，李銳也曾問周恩來對彭德懷的《意見書》的看法，周恩來說「那沒有什麼吧」。
7月8日，周恩來召集小會，商談會議討論的哪些問題需要形成文件。
到會同志一致認為會議討論的問題，許多尚不成熟，可以形成文件的不多，並建議會議儘早結束。
10日，毛澤東指定我、胡喬木、陳伯達、吳冷西、田家英5人組成小組，負責為這次會議討論的問題起草一個《記錄》。
13日，毛澤東提出5人小組增加陸定一、譚震林、陶魯笳、李銳、曾希聖、周小舟6人，擴大為11人小組，限2日內寫出初稿，14日夜印好送給他。
遵照這一指示，起草小組立即開會，給「秀才」們分題目，分頭起草，由胡喬木抓總，我負責組織聯繫。
當天午夜，各位「秀才」交卷，隨即付印。
14日凌晨印出清樣，各小組全天逐條逐句邊討論、邊修改，14日夜如期印出一稿分送毛澤東、中央常委和各組同志人手一份。
15日各小組全天都在開會討論《記錄》。那幾天，時間抓得很緊，真是分秒必爭，大有會議即將結束之勢。
7月15日，就在各組討論《記錄》的同時，毛澤東提出要北京再來一些人，參加最後幾天的會議。
16日，毛澤東批印彭德懷《意見書》的同時，又提出改變廬山會議分組辦法。
具體地說，就是北京來的同志要調一下組。比如你原來分在華東組，那麼從明天起就不再參加華東組的會議了，換到別的組去。
毛澤東說：「這樣做，見聞將廣博多了，可能大有益處。」
毛澤東、彭德懷在延安
各組對《記錄》的意見，大多集中在「關於形勢和任務」部分。實際上就是如何評價「三面紅旗」問題。
儘管前一段對「三面紅旗」的批評意見很多，後來對彭德懷的《意見書》也是多數表示贊成，但是在最後形成正式文件時，就要字斟句酌了。
有人說《記錄》對「大躍進」所取得的偉大成績和豐富經驗表述得不夠充分，而對存在的問題寫得過於具體，會給群眾潑冷水；有人說《記錄》對缺點看得過重，是一個泄氣文件。
7月23日以後，有人乾脆指責《記錄》和《意見書》「唱的是一個調」。
這表明，當時雖然許多同志看到了急於求成的指導思想給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帶來的危害，要糾「左」；但另一方面，自己頭腦里求速成的急躁情緒並未得到克服。在這種情況下，廬山會議糾「左」的初衷，註定無法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