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對抗一周多之後，五月27日，數千名軍人開著坦克進入市區，儘管有市民臥路阻擋，但坦克仍然肆無忌憚地壓過他們的身體入城。戒嚴軍占領了道廳，槍殺了最後一批不肯撤出道廳主樓的20多名學生和市民。光州「5？18」運動以被殘酷鎮壓而告終。
據官方報導，「光州事件」造成了191人死亡，122人重傷，730人輕傷。
光州「5·18」事件平息後，全鬥煥政府在全國瘋狂地鎮壓民主運動，白色恐怖籠罩著韓國。5月28日在光州逮捕了幾千名參與民主運動的市民，並以「光州事件的幕後操縱者」的罪名判處金大中死刑。1980年～1983年，有700多名新聞工作者因要求新聞自由而被政府勒令退休。1980年～1986年，每年都有相當多的大學生因政治訴求被開除。
「5·18」運動被鎮壓後，政府高壓，新聞媒體沉默。政府在提到這個事件時，被輕描淡稱為「光州事件」或「光州暴亂」。
不久之後，韓國爭得1988年漢城奧運會舉辦權，大大推進了民主化進程。這時，反對黨的改憲運動如火如荼，特別是1987年6月，百萬人走上漢城街頭要求改憲。軍隊已無法再壓制民主運動。韓國軍政府在內外壓力下，也為了對國際社會改變政治形像，被迫接受憲改方案，採用總統直接選舉制，獨裁統治在韓國終結。
全鬥煥下台。1988年，光州「5·18」事件很快就被國會重提。1993年第一位非軍人總統——金泳三上台，承諾為「5·18」運動死難者建立國家公墓。1997年，金泳三簽署「5·18」運動特殊法令，正式為「5·18」運動正名，死難者家屬獲得賠償金。
鎮壓「5·18」事件的元兇兩位前總統全鬥煥、盧泰愚被法庭公審，以內亂罪被判處重刑。
總起來看，應當說，中國天安門的學生與市民比光州學生市民溫和文雅多了。光州市民進行了武裝反抗，並焚燒了政府控制的幾家電台和報社，而北京市民則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更有意味的是，在韓國，並沒有因為為光州事件的昭雪正名而走向激進主義氾濫成災，沒有發生文揚文章所預期的「各地亂黨揭竿而起」的局面。同時，也沒有因大屠殺之後一段時間內社會表面穩定，經濟有所發展而放棄對負有鎮壓責任的前總統全鬥煥和盧泰愚的審判，儘管人們承認他們在韓國經濟起飛過程中是有功勞的。
在絕對的律令下，任何政績都不可能抵消殺人罪。正義是沒有替代物的。
回到基本常識：把罪惡看作罪惡
所有為屠殺辯護的論調，其核心，說到底，無非是宣稱，我們是為了其他人的長遠利益而犧牲你們的。
前面的論述已經很清楚，歷史決定論是虛妄的。犧牲當下人們的生命，並不確定是否能贏得其他人的長遠利益。
更根本的是，誰有權利以下一代人追求富裕的名義、以未來的長遠利益名義，或以任何其他人的名義，來屠殺當下活生生的國民？誰授權給你了？通過何種程序授權給你了？你從哪裡獲得代表未來人或整體國民的權利？
更深一層考察，難道未來的人與我們當前人的權利是不平等的嗎？何以為了他們的福祉就要奪取我們的生命？他們高人一等？
因此，歷史，不可能作為殺人的遮羞布。未來，不可能把當前的殺人合理化。
沒有任何「反思」能夠為野戰軍上街屠殺徒手平民作辯護。無論通過何種精心製作的「反思」話語，殺人也不會變成「溫柔的撫摸」。無論運用如何精巧的理論包裝，罪行也不會變成「歷史的功勳」。
讓我們回到常識：把殺人如實地看作殺人。把罪惡如實地看作罪惡。惟有如此，才能真正避免「惡性循環般的歷史重演」。
讓我們把常識深植心中，祭奠天安門的亡靈
（2005年六四16周年於華盛頓）
********************************************
4)六四斷想——去國十七年……
1989年六月五日，上海。一個灰朦朦的早晨。我坐在赴機場的汽車內，繞過重重疊疊的路障，目睹滿街瘡痍，遍地狼籍。由於交通癱瘓，路上居然屢屢見有騎自行車並扛車跨路障的去機場的旅客。我的車左奔右突，總算抵達了虹橋機場，登上去美國訪學的飛機。從機窗回望家園，耳邊似乎還在迴響著這50天來亢奮的吶喊聲和昨晚香港電視錄影上的子彈爆裂聲……。反觀機艙之內，乘客寥寥無幾，神情蕭索木然，互不交談。就是在這種五味雜陳的詭異氛圍下，我匆匆離開了那瀰漫著狼煙的故國。
六月七日，兩天之後，在上海我任教的大學（當時名為華東化工學院，現名華東理工大學）接到北京三個衙門（國家教委、中組部、中宣部）聯合下達的文件，指名不准我出國。然而，抱歉得很，在下我剛剛離國兩天，難以返校恭敬從命了。
原本我的訪學計劃僅是半年。但是，歸途已斷……。
自那時至今，十七年了。沒有料到，我再也沒有踏上返鄉之路。「從此故土變異國」。
回望前塵。六四前，從1987年末到1989年，我從復旦大學應邀去華化創辦並主持了一個文化研究所，兼主編《思想家》雜誌。
1989年三月十四日，我在北京舉辦《思想家》雜誌創刊座談會，因國安騷擾破壞，釀成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在這次半座談半流產的「會議」上，戴晴、蘇煒等拉上我，徵集了1989年第三次知識界簽名上書活動，即四十三位人文社科學者的聯署活動。同時，戴晴也把她千辛萬苦印成的關於反對三峽建垻的書連同我們的《思想家》創刊號一同派發了出去。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先生突然去世，北京學運轟然而起，我急急派遣所里兩位研究人員駐紮北京，就地觀察，隨時聯絡。同時我自己也在上海市內，連同幾位學界同仁，四處張羅，徵集簽名，同時支持北京與上海的年輕學生們與當局的對話訴求。因此，原已定好的4月30日應波士頓學院之邀赴美訪問的計劃，因學運之故，也因一所美國大學的代表團五月份要來文化所訪問之故，推遲到了六月五日。
六月四日晚，本所同仁聚會我家為我次日赴美送行，校長陳敏恆先生亦在座。酒酣耳熱之夜，有人急遽而至，手持一份由香港電視節目轉錄下來的錄影帶，播放出來，竟是六月三日晚至四日凌晨中共野戰軍屠城影像！槍聲響處，血流漂杵……
六四，作為一個驀然的轉折點，決定性地改變了我一生的軌跡。
自六月五日飛離那血腥之死地後，一系列事變接踵而至，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1989年六月八日，應《波士頓環球報》採訪，痛陳六四慘案。
1989年七月十三日，應剛逃離虎口的嚴家祺、吾爾開希等人之邀，我們前往巴黎參加為期一周的海外學人共商中國國是會議，見識了法國人當年的羅曼蒂克。他們拒絕邀請中國政府代表參加七月十四日的200周年法國國慶觀禮，而把我們這批流亡者請上了貴賓席。最令人涕淚難禁者，是典禮的第一方陣隊伍竟是由中國人組成，他們簇擁著三個巨大的中國鼓，上面赫然大書六個漢字：「自由平等博愛」………。全場起立，掌聲、泣聲交混迴響，久久難息………（當年那些熱血法國人而今安在哉？）。
1990年一月，應邀去普林斯頓大學任訪問學者，參加《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研究項目，主筆《民主中國》雜誌。
1996年底，應邀主持自由亞洲電台《中國透視》節目至今。
2002年初，參與籌辦中國信息中心，主編《觀察》網刊至今。
…………
諸「罪」種種，我遂成了故國的「不可接觸者」，被拒之國門以外，至今，也整整十七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