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五四之後幾年精神世界的寂寞曾令人心灰意懶。當時仍以五四傳人自命的，寥寥幾人而已。然而，正如以後人們看到的，隨著時間的推移，五四這個符號，在二十世紀中國愈來愈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從長程的歷史眼光看，無論是好是壞，二十世紀與中國國運息息相關的三大意識形態———民族主義、自由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都濫觴於五四。二十世紀中國的一切重大變動，冥冥之中都與它隱隱牽連；中國的各黨各派，多以它的繼承人自居；人們唯恐與它沾不上邊。而五四的歷史記憶，在中國的各個時期各種論述中，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風貌。「各說各話，眾聲喧譁」。唯其因為如此，五四已成經典，緊緊黏附在中國歷史上了。
誠然，與五四不同，六四，作為一個象徵符號，在今天的中國，尚未登堂入室，遠遠未成正統。不唯如此，多數人甚至避之唯恐不及。但是，正如前面提及的，已有年長者與年輕者，傲然以其守護者和傳人自詡。同時，筆者也注意到，不僅是自由派的知識者如此，也有其他派別的知識者，如新左翼（或其自稱的自由左翼）的汪暉先生，在一篇長文中，也把八九運動註冊為左派的商標，把它納入左派的話語系統。這是頗為意味深長的一個現象。它恐怕是一個小小的端倪，預示著無論當局願意不願意，無論當局用多少努力來封鎖，六四，不可抗拒地，勢將作為現代中國的一項公共精神遺產，而進入中國綿長的歷史。
我斗膽敢以此預言六四的命運。
筆者過去曾對六四有過基本評估，至今未變，願錄於此以紀念"六四"十五周年:
「要想中華文明的精神獲得拯救，無須八方尋覓，」上窮碧落下黃泉「；只需從當下做起，從恢復六四的記憶做起，從憑弔六四亡靈做起，從昭雪六四冤案做起。
六四，是中國的十字架，是國人必須背負的十字架。只有由六四的血凝成的十字架高懸在國人的精神天空之上時，才是中國逃過大劫，獲得救贖的最後機會。「
地火終究要衝出火山口，汪洋恣肆，重鑄大地的景觀。初，是正義降臨的審判。後，是全民和解的饗筵。
十五年了。鐘聲響了。那最後的時刻已經不遠了。
（2004年「六四」十五周年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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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把殺人看作殺人——「六四」十六周年祭
對殉難者的第二次謀殺
已經十六年了。「六四」的亡靈在天安門上空仍然沒有瞑目。我們這些未亡者，還有什麼好說的呢？正如陶淵明詩所說的：「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十六年來，天安門母親們，聲音嘶啞，淚水乾枯，但是，屠伯們歌舞昇平，逍遙復逍遙。拿鋼刀的拿軟刀的，正在「保先」——保持他們鋒利刀刃的先進性呢。人們好奇的是，這個「先」，如何「保」？
我今天著重談拿軟刀的。
與歷史上所有的慘案責任者一樣，六四之後，當局把慘案鎖進黑箱，層層加鎖，成為禁忌。同時，對年輕一代實施精心製作的一整套遺忘政策，企圖把這件事在人類記憶中消除痕跡，徹底抹掉，似乎從未存在過一樣。這正是奧威爾在《1984年》中描寫的「真理部」所做工作的完整翻版。
但是，最近幾年來，情況有所變化。當局似乎認為中國經濟有所擴展，財大氣粗了，於是，開始試探著公開為屠城辯護了。前幾年，其主要辯護論調為：六四鎮壓，導致了社會穩定，從而實現了經濟成長。最近，人們注意到一種新的論調，它精心選擇了兩樁事件作為對比，把1919年五四運動時北洋政府的舉措來和1989年六四事件時中共當局的舉措作了優劣比較，從而製造出一個決定論的歷史圖景，以此來貶低前者，褒揚後者，為屠城辯護。
第一種所謂鎮壓導致經濟增長的論調，已經有不少人直斥其荒誕。事實上，六四屠城後，1989至1992年，中共重新強化意識形態，經濟政策全面倒退，國內外貿易萎縮，經濟一片死氣沉沉。那才是鎮壓的直接後果。六四之後近三年，在那種全面停滯情勢下，在經改將死的前景籠罩下，為挽救自己的歷史地位，鄧小平才被迫實施「南巡」，重新強化已被鎮壓下去的經濟改革，重新走上沒有趙紫陽的趙紫陽路線，淡化經改的意識形態爭論，鼓起第二波經改風潮。這就是表明，在極權國家，往往是，民間的抗議和獨立訴求被鎮壓下去，當時的政治態勢更加兩極化，政治走向僵局。然而，民間訴求的一部分並未死亡，通過一段歷史時期後，它將藉助各種形式復活，對修改政策取向產生「滯後效應」。簡言之，在中國經濟的市場走向上，六四屠城者實際上也在被迫執行天安門亡靈的遺囑。這一點，前人之述多矣，這裡不再仔細梳理。
第二種以歷史對比所作的辯護是新出的，筆者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說：
「如果沒有1919年5月4日那天的學生鬧事，或者只有五四事件而沒有後來的政府屈服，也就是說沒有演化為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能走多遠？革命黨能成多大氣候？
當時在鄧小平的頭腦中到底浮現了一些什麼，已經無法考證了。可歷史這個魔術師永遠讓人震驚，正是1919年6月4日這一天上海和天津兩地商人宣布罷市最終導致了北洋政府將軍隊撤出並停止拘捕學生，正是1919年6月4日這一天政府的屈服使中國近代史發生了大逆轉。1989年的6月3日晚，鄧小平決定不惜一切開槍鎮壓……
全中國一陣劇痛，但終於避免了一次惡性循環般的歷史重演。
鄧小平再當一次殺人犯，但終於避免了毛澤東二世的提前復活。「（見《多維網》，文揚：」五四之癢「和」六四之痛「）
文章重新塗抹製作了一幅歷史演變圖景，似乎中國近百年來的激進主義災難應當全部歸結於北洋政府當年向罷市的市民和示威的學生的妥協讓步，居然說「北洋政府的屈服造成中國的政治亂局」。似乎沒有這一讓步，似乎只要北洋政府像鄧小平一樣大開殺戒，共產國際就不會染指中國了，中共就不會成立了，日本軍閥就不會侵略中國了，毛澤東就不會禍害中華了……。這真是一幅聳人聽聞的歷史漫畫。
這裡的第一要害是文章的歷史決定論，第二要害是徹底反人類的功利主義。
關於文章中所蘊含的歷史決定性演化的邏輯鏈條，其中沒有哪一條經得起推敲，沒有哪一個環節的演變是命定的必然的。倘若我們也來歷史假設，人們何嘗不可以說，倘若北洋政府像鄧小平一樣大開殺戒，將激起民間與當局的更大的仇恨和更激烈的對抗，共產國際將趁勢更快介入中國內亂，加上日本入侵，中國將更快捲入共產主義的漩渦之中……，如此等等。
而事實上，我們若取另外一樁（戊戌）事件與六四作比較，就可看得更清楚了。在戊戌事變中，慈禧與鄧小平一樣當了殺人犯——六君子血濺菜市口，她對維新派一樣施行了殘酷鎮壓，她對光緒像鄧對趙紫陽一樣進行了軟禁。但這一鐵血手段是否避免了更激進的孫文革命黨的烈火熊熊燃燒呢？眾所周知，歷史無情嘲弄了這種殺人滅火的決定論邏輯。
在六四亡魂冤案未雪的情勢下，上述兩樁為屠殺脫罪的辯詞，是對殉難者的第二次謀殺。
韓國光州事件的啟示
其實，與六四事件更切近更具可比性的，是鄰居韓國的光州事件。
1980年4月中旬，韓國爆發了工人及學生示威浪潮，要求民主。5月初全鬥煥軍政府公布了戒嚴令，民眾要求撤銷戒嚴令和全鬥煥下台。5月15日，約10萬名大學生在漢城集會，向軍政府示威。5月16日光州也有3萬名學生與市民示威。5月17日，全鬥煥宣布《緊急戒嚴令》，進一步擴大戒嚴範圍至全國，並拘捕了金大中、金泳三等民主運動領袖和學生。
1980年5月18日凌晨，全鬥煥調數萬軍隊組成戒嚴軍分6路包圍了韓國光州市，當日上午10點，在光州民主運動大本營的全羅南道國立大學，戒嚴軍與學生發生了第一次衝突，軍隊打死學生數人，逮捕多人。激進的光州學生和市民奮起抗爭，到光州火車站、高速巴士總站等地阻攔戒嚴軍進城。軍隊向人群開火。5月20日晚，20萬人在光州的道廳集會、示威。市民組織200多輛計程車、公共汽車突破戒嚴軍封鎖線到道廳助威。戒嚴軍切斷光州與外界的聯繫，21日凌晨向示威人群開火，造成54人死亡。21日，多達30萬人來到道廳、廣場及周圍擠得水泄不通。一個青年站在戒嚴軍的坦克上，揮舞著國旗，高呼「光州萬歲」，市民圍在一起高唱國歌，軍隊射殺了這位熱血青年。
憤怒的市民成立「民眾抗爭本部」，進行長達一周的有組織有系統的對抗活動：組織市民軍，與戒嚴軍武裝對抗。從警察局和軍隊那裡搶奪了部分武器，與軍隊開展了街壘戰，占領了道廳。迫使戒嚴軍一度撤回到郊外。該組織並突破軍政府新聞封鎖，向全國說明「光州事件」真相。政府控制的光州各媒體不僅不客觀報導事件的進展，還歪曲事實。市民縱火焚燒幾家電台和報社，並自己編發了「民主市民會報」，向全國發布光州抗爭消息，如實地揭露戒嚴軍的暴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