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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剛下鄉的時候，有的村知青第一天到村里，行李剛打開就拿出推剪來給老鄉們理髮，第二天早上六點就和老鄉一起摸黑擔糞上山。但也有的村的知青偷雞摸狗、打架生事、「拍婆子」，把北京胡同或大院裡一些惡習帶到了那裡。
所以我們在說「青春無悔」時，並不想代替所有知青說話，更不想把這四個字作為對整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概括詞。那些對文化大革命、對知青上山下鄉運動進行正當的反思和批判的人士，也沒有必要嘲笑那些自認為「青春無悔」的知青，因為你們在說著不同的事情，他說的是他自己的個體感受，你說的是總體評價，這是不對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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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覺得，對十年文革那麼荒謬的年代，居然還能說出「無悔」的話，是在唱高調。其實，這種感受的產生，還真不一定是源自當時流行的那些高昂的口號。不管時代是多麼的荒謬，不管城頭怎樣變幻大王旗，老百姓總是要吃飯穿衣過日子的，在陝北那種近乎原始的生活條件下，和老百姓一起掙扎在艱難困苦之中，共同在貧瘠的土地上滋養生活之樹，那種潛移默化的影響是在一碗粥、一棵苗、一席話中形成的。
我們學校的史鐵生在《我的遙遠的清平灣》中有這樣一段：村裡的耕牛死了，全村人在飼養室里興奮地吃牛肉，只有飼養員老漢和同是飼養員的史鐵生不吃，他倆坐在飼養室外，老漢一袋一袋地默默地抽著旱菸。
我讀到這裡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滋味，調動了我無窮的回憶。像這種每天發生著的凡人小事，對人的心靈的淨化和精神的升華，沒有身臨其境是難以體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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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悔」和「無怨」不是一回事。有的人在嘲笑「青春無悔」的說法時，自作主張地把「無怨」和「無悔」連接到一起，說你們「無怨無悔」，就是給當時的錯誤路線唱讚歌，就是對放逐一千多萬知青的做法心安理得。
其實，「無悔」與「有怨」並不矛盾，在當時無從選擇的大環境下，個人儘可能做出積極的選擇並感到無悔，並不意味著對當時的大環境完全認同、對錯誤路線和上山下鄉作為「運動」從整體上不抱批判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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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早些時候，微信公號「新三屆」發表過馬小岡題為「當知青遇見司馬遷」的一篇文章，用司馬遷對自己人生經歷的態度來反觀知青的悔與不悔問題。馬小岡承認司馬遷說過「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的話，但又說，他在《報任安書》中寫道：「腸一日而九回」，足見他痛悔到了極點。
我個人看法，這就是把「無悔」和「無怨」混為一談了。司馬遷為李陵說了幾句公道話，就因言獲罪，內心痛苦憤懣是可以理解的。但這只能說明他對武帝的專斷不公有「怨」，不能證明他對於說公道話有「悔」。
在這封信中，他大篇幅地講述了為什麼要為李陵說公道話，完全沒有對此後悔的意思。受刑之後，忍辱負重，成就偉業，正體現了在個人無法控制的環境厄運之中，自強自律、升華自己的寶貴精神，與部分知青的「青春無悔」恰有相通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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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們不能否認，那些當年選擇積極的人生態度的知青，除了不甘平庸的內在因素以外，也可能不同程度地受到當時的革命狂熱和烏托邦精神的影響。但考慮到當時那種普遍的、強制性的洗腦的環境，在今天對此不能過於苛求，不能要求每個人當時都去做張志新和遇羅克。
即便很多人當時還達不到他們那樣高度的政治自覺，但在平凡的生活和勞動中，和農民同甘共苦，儘可能迸發出一些生命的火花，也總比消極退卻、混沌度日要好得多。況且，那以後幾十年來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的變遷，已經使很多知青擺脫了當時那一套東西的羈絆，對那個時代有了更理性、更清醒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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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對文革、對上山下鄉「運動」進行正當的反思和批判的時候，請不要把孩子和污水一起倒掉。不能因為反思大環境的荒謬，就不允許人們為那個環境中仍然存在著的人性和生命的亮點有些許緬懷和自足之情。
不管當時那些居高位的「肉食者」們曾經有過什麼樣的意圖，我們處於底層的布衣們「悔」得著嗎？如果他們良心發現願意「悔」一下，那是他們的事。我們有什麼權利、有什麼能力替他們「悔」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