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毛澤東沒有在1976年去世，家庭聯產承包的出現難以想像。家庭收入、糧食產量、人口流動、城鎮化、廉價勞動力和世界工廠——整個世界都將出現另外一種圖景。
作為毛澤東去世後最大倖存者群體，中國農民也是全球強化時代最大的貢獻者群體，同時也是至今仍然沒有得到公正對待的全世界最大受害者群體。
2019年10月1日，在北京舉行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活動上，毛澤東的大幅畫像。
圖像來源: picture-alliance/AP Photo/Ng Han Guan
大學生、專業人才和老幹部
接下來我們看看大學生群體。這是最容易觀察的歷史分叉點。文革期間，全國統一高考幾乎中斷十年，大學按"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招收工農兵學員。1977年恢復高考，當年約570萬人湧進考場，最終27萬餘人進入高校。
假如毛澤東的政治路線繼續占據主導，以學業成績為主要標準的統一考試很可能大幅推遲——這意味著77級、78級、79級這一代人的人生軌跡將會大不一樣。這不是"少了幾十萬大學生"這麼簡單：這一代人構成了此後二十年中國的科學家、工程師、醫生、教授、法官和記者的主體。換句話說，整個1980—2000年代中國專業階層的形成方式，都繫於一個獨裁者的死期。
那麼我們接著看看知識分子和專業人才。文革的治理邏輯是政治身份壓倒專業身份："教授"首先不是教授，而是"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工程師"首先不是工程師，而是需要改造的對象。1978年前後，科研機構、職稱制度和留學政策才得以逐步恢復。
假如政治運動式的治理延續，大批知識分子將繼續挨鬥，專業化進程整體放慢——而所謂改革開放，恰恰需要大量懂數學、懂工程、懂經濟、懂法律和懂外語的人。
假如毛澤東繼續活著，個體戶、私營企業和後來的民營企業家、"海歸"科學家，可能還在專制歷史的絞肉機里掙扎。
京劇、崑曲、曲藝和古典文學研究的代際傳承，可能進一步斷裂。今天人們視為當然的許多職業和生活方式，都始於一場葬禮。
包括鄧小平權力集團成員在內的中共「老幹部」，「文革」之後成為曝光率最高的倖存者群體。他們的政治地位得以「平反」，重新登上權力寶座，推動了有別於毛澤東時代的改革開放政策;也因此，他們的受苦受難得以講述、出版和紀念。
這些講述中被刻意忽略並放棄追究的方面，是這些人中相當數量者也曾經是施害者。這也妨礙了整個國家尋求歷史正義，而是持續不同形態的權力鬥爭。"穩定壓倒一切"這種去正義化的治理口號，就是犬儒的倖存者心理的產物，也因此限制了改革開放的高度。
毛澤東的畫像仍然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照片拍攝於2012年11月，時值習近平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圖像來源: AFP/Getty Images/Goh Chai Hin
又多活了五十歲的專制制度
有人可能會說：假如毛澤東沒有死在五十年前，甚至活到150歲，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比如中美聯手對抗蘇聯——他也可能親手結束文革，推行改革開放。
評價歷史人物，我們只能基於他生前已經做過的事情來推測，而不能替他假設一場幡然醒悟——正如我們不能假設希特勒沒有自殺，而是轉而倡導世界和平。基於毛澤東生前反覆發動政治運動的歷史記錄，假如他多活二十年，有可能改革開放，更有可能生靈塗炭。
更重要的是，專制者之所以欠下累累血債，不僅僅因為他們碰巧性格殘忍，而且因為他們建構和依賴一套讓自己可以為所欲為的專制制度。希特勒、史達林和毛澤東的出身、教育和人格特徵各不相同，但他們治下的國家都導致了千萬人非正常死亡。
同樣地，鄧小平和毛澤東個性並不一樣——他甚至主持了對毛澤東錯誤的官方否定——但這並不妨礙他在1989年調動軍隊，屠殺手無寸鐵的抗議學生和民眾。分叉點站出來的鄧小平，最終證明了岔路仍在同一片專制的原野上。
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專制者的死亡，意味著千百萬人以及整個國家的生存;而只要制度不變，另一個專制者的誕生，也可能意味著千百萬人和整個國家的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