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中共高舉的是社會主義、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國家主義，其核心意識就是集體主義。以集體主義去強攻某些項目，自然有其優勢，但對於讓每一個人發揮自由思想、發揮創意，卻是窒礙。尤其是經濟發展進入越來越強調個人創造的時代。當然，更根本的，就是所謂集體主義，實質上不可能集體一起作決策，而必然是由少數人去宣稱執行「集體意志」，於是少數人就形成壓在廣大人民頭上的特權階層。奧威爾說「所有的動物都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就是這個意思。

中共建政70年，無論香港在97前或後，都籠罩在中國專制政權的魔障下，使香港人現在回答高更畫作的三個問題有了變化：從哪裡來？香港年輕人的回答就是，我在香港出生，在香港長大。你是什麼人？我是香港人，極少有人說是中國人。你往哪裡去？香港是我的地方，香港沒有未來，我也沒有未來。多數香港人尤其年輕人都以香港為家，過客心態已經漸漸遠去。

今年港共政權的國慶升旗禮，與7.1一樣，改在室內舉行，理由是因應近日的社會氣氛，「為確保升旗儀式能莊嚴有序地進行」。70大慶，升旗禮竟然見不得陽光，有何莊嚴可言？但即使嘉賓在室內，恐怕也難免會傳來大批市民在升旗時的呼叫聲，或者會響起《願榮光歸於香港》的歌聲。

班農說：「他們都是最聰明的人，他們知道所有的事，他們知道達賴喇嘛、西藏僧侶、伊斯蘭教徒、法輪功在中國的遭遇，他們知道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堂發生什麼事，知道活摘器官，他們都知道，但他們不在乎，他們視習為英雄，為什麼？因為習意味更多的錢，更高的股價，更低廉的奴隸勞動力。這些精英中的精英沒有道德觀念，他們向腐敗的體制膜拜，而他們自己知道這一點，他們對這些視而不見。」

傳言說，香港警隊已經滲入了大批中共武警、公安，他們對原來的警隊作出了暴虐的示範；傳言說，靠近邊境的新屋嶺有秘密通道將人犯甚至屍體送往中國大陸；傳言說，香港警隊已經不是由政務司宰制而是由中聯辦指揮。這些傳言儘管沒有確實證據，但政權不肯公開地鐵站CCTV資訊，打死不肯接受獨立調查，使一切猜疑都變得合理了。

我們的語境是：沒有暴徒，只有暴政。中共和港共的語境是：只有暴徒，沒有暴政。我們日夜為示威者被虐打被捕而痛心，他們為警黑暴行而竊笑。我們不能收貨是因為港共「走出第一步」，完全是因為美國國會即將審議《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和德國總理默克爾訪華。是港共策略性的暫時退卻，絕非在市民抗爭下的讓步。

人總有一死。你是想心臟病突發一下子就死去呢，還是寧願滿身插滿管子，在各種醫療儀器的輔助下，半死不活的慢慢忍受折磨而死呢？我想絕大多數人都會選擇突然死亡。香港的命運也是這樣。近十多年來，尤其689和777相繼主政後，香港的一切已經加競速滑冰向「中國的一切」了。香港開始插上各種醫療儀器。對溫水煮蛙已經忍受夠了的香港人，尤其是看不到前景的年輕人，現在是要拼死一戰，就像來一次「震盪治療」或稱休克治療一樣，要嘛痛痛快快死去，要嘛在休克震盪中浴火重生。

胡錫進「在發回北京的總結稿中寫了這麼一句話：香港社會『對暴徒向政府施壓給予的支援高於對暴徒破壞法治的反對。這使得暴徒在香港受到的實際輿論壓力仍然沒有成為全社會性的』」，網文說，「如果將『暴徒』兩字改為『港青』，它的意思就很清楚：今日之香港，反暴政甚於反暴力，反暴政是第一位的，反暴力退而求其次；易言之，暴政猛於虎，亦猛於暴力！沒有暴政，香港何來暴力？

班農：香港年輕人「一次又一次堅韌不拔、志在必得、毫不鬆懈、絕不退縮地上街抗爭，他們是當代英雄，應提名諾貝爾和平獎。他們向世人展現自由的男女，面對極權毫不示弱、挺身而出的精神，他們不僅是全世界年輕人的榜樣，而且是所有人的榜樣，我覺得非常偉大，歷史就在我們面前，香港遊行必將載入史冊。」並說，如果中共惱羞成怒，像六四那樣鎮壓，那麼中共的死期也到了。

較為深刻的有以下兩則評論：「看到留學生群體罵陣。起初不相信和疑惑所聽所見；繼而是深深的悲哀感。且不論它何等低級紅、高級黑；單單這一舉動本身，就是表現和證明給世界看：教育失敗、父母失敗、國家失敗。」「更糟的是，這些粗鄙下流的烏合之眾就是中國的青年，中國的未來。」

警察本身就是一個武裝職位，警察不是受保護動物，警察有反制暴力襲擊的能力，不勞社會去「撐」它的執法暴力。需要集會去「撐警」，這行動本身已經說明警察的執法暴力受到社會普遍的質疑。因此，民眾出於自衞的勇武有其正當性。止暴制亂，應該止的是警察的暴力，應該制的是由送中條例帶來的亂，特別是警察的暴而誘發的抗暴所造成的亂。

香港人會像六四後的中國人那樣，在經濟誘因下沉寂下來嗎？從8.11後抗爭者不屈不撓地行動升級來看，我敢說一定不會。六四前中國民運爭取的是人們從來未有過的民主；而香港人反送中所捍衛的是我們原來有的自由。從來沒有民主也不是自由人的奴隸，即使對自由渴望，卻未必感受到自由可貴並願意作犧牲，生命與自由，他們當然選擇生命；但嘗慣自由滋味的香港多數人，是寧死也不願意做奴隸的。

有消息說，中共表示可以無限制提升香港警力，許多警察不出示委任證，沒有編號，香港話講得不純，不認識議員，甚而開口叫「同志」，不能不使人懷疑有中國強力部門人員混入警隊。大批「福建幫」和大陸的「社團人士」進入各區，以暴力對待一些無辜市民。另有消息說，獲中國強力部門配合，如有示威者被打重傷或瀕死，警方不會承認，會直接把重傷者送深圳人間蒸發。

不管什麼派別，從1982年以來的拒共意識、抗爭精神、維護香港人身份的自主自救思想，都在不斷增強。港共政權提出修訂《逃犯條例》，中共對香港的間接統治即將轉為直接，「民主回歸」已成世界級笑柄，香港人人自危，有跡象顯示不同派別的人也走在一起，為保衛香港文明和自身安全而抗爭。

政府又說，如果不修例，香港就是一個逃犯天堂。照這種說法，香港已經很長很長時間都是逃犯天堂了。有這麼多犯罪者匿藏，很難想像罪犯會安分守己，那麼香港的罪案是否多到難以控制呢？事實正相反，香港犯罪率不高且連年下降。逃犯天堂不是犯罪天堂。逃犯天堂沒有什麼不好，美國就是當年的逃犯天堂。倘若是政治犯的逃犯天堂，更能說明這是一個人權良好的地區。30年前的六四後，香港就享有這種世界級的聲譽。

如果說西方所有這些政府的反對意見，都是人云亦云的話，那麼我們想到的就是：世界上有兩種邏輯，一種叫邏輯，另一種叫中國邏輯。林鄭的思維已深受中國邏輯沖洗，特徵就是罔顧世界文明規則。

自主的，當然絕非聽話的，「聽黨話，跟黨走」絕對與此背道而馳。五四學生領袖羅家倫強調的「民眾自決的精神」等五四價值，今天顯然也會被指為顛覆國家政權罪。

「房間裡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是一個英語熟語，用來隱喻某件物體雖然像房間有一隻大象那麼明顯，卻被所有人裝作看不見，不說穿，不討論。這種集體的沉默最耳熟能詳的就是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眾目睽睽下的真相只有一個孩子敢說出來。為什麼是孩子？因為他未知世故。

梁振英先扭曲我文章原意，再抄錄我近日寫的大半篇文章，讀者看後會有什麼想法？會被他痛罵一聲就認同他嗎？這不是他追求的效果。正如「女孩戲」一樣，梁振英的帖文也不是給香港人看的。可以賞他政治經濟利益的人，才是他的對象。

1986年以前中共所有大會表決幾乎都是舉手，到1986年3月開始用電子表決器。已故人大副委員長成思危說：「哪裡有電子表決器，哪裡的反對票就多。舉手表決，幾乎都是全票通過！」因此，儘管所有的代表都是在中共一元化領導下揀選的乖乖牌，但歷次大會電子表決都有那麼幾張反對票或棄權票。到2017年十九大忽然又開倒車，那就意味不容許有一個人反對或棄權了，意思就是：「不想死的請舉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