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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登科的「瞞和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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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放衛星」的第一條新聞怎樣發出?》(載《炎黃春秋》2011年第6期)之後,使我想到作家陳登科當年同方徨幾乎一模一樣的遭遇。所不同的是陳登科比方徨走得更遠,由「瞞和騙」的新聞「升華」到文藝創作,寫出了一系列散文、小說、電影劇本等作品,給他本人,也給那個時代留下了沉痛的教訓。

派往臥龍湖「監收監打」

1958年的安徽也同全國一樣,工業「大辦鋼鐵」,農業放「高產衛星」熱火朝天。糧食畝產從幾千斤,一直放到5.6萬斤。當時有些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對這些數字懷疑,為了堵住這些人的嘴,便叫一些人下到鄉村去「監收監打」實地考察。陳登科既然是個作家,自然歸在知識分子一類,使被省委派到淮北臥龍湖監收監打。

說起臥龍湖,陳登科十分熟悉。當年淮海戰役時,他就到過臥龍湖,1957年冬又去過。其名曰湖,實際就是一片窪地,每到夏秋季節,一場大雨過後,便一眼望不到邊,全是水,蘆葦叢生,野鴨成群。到了冬天,水幹了,滿眼全是荒草,因此,農民習慣將此類窪地稱之為湖。也許,在千百年前它曾經真的是湖,但是,現在陳登科看到的是一種死湖。他說半年前,自己還在這荒草湖灘上打過野鴨,怎麼只幾個月的時間就變成河渠縱橫,稻花飄香了呢?

陳登科到達臥龍湖村當天就投入到監收監打過程中。不過,戰地新聞記者出身的他,還是頗有心計的,那就是親力親為。親自丈量田畝,親自參加操鐮割稻,親自參加綑紮稻把,並挑把上場,還親自套牛上磙,直到打出稻子。尤其是在過秤時,全由他指定人執秤、記帳、統計,一律不讓當地幹部插手,這還能有假?正在他看著打穀的時候,一位縣委書記過來說,等打完谷還早著吶,走,咱們先去吃午飯吧。他就高高興興地去吃飯並且還喝了酒。等到酒飯一罷,再回到打穀場,一包包稻子已經裝好,一過磅,畝產6300多斤。陳登科連夜回合肥,向省委作了詳細回報,省委立即決定把它報導出來,還讓報社專門趕寫了一篇社論配合見報。當時產生的影響很大。由於「考察」新聞是出自農民出身的陳登科之手,更具有說服力。於是,沉睡千年的死湖,如今大放異彩,6300斤對這個荒草窪地來說,實在是奇蹟中的奇蹟,實在應該大唱讚歌。臥龍湖成了美麗的「神話」。

陳登科後來講,老實說,我當時只恨自己喉嚨太小了,不能將我的歌聲傳遍世界。可是,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時間未過半年,便有人當面斥責我向省委說了謊話,所謂6300斤,完全是假的。後來,才知道實際情況:原來打穀場的稻草堆里早就藏好了成包的稻子,請他去喝酒就是個圈套,利用這個機會把藏好的稻子拿出來充了數。再後來他又到臥龍湖來,深入一步了解到,那個高產數字,是23畝半的稻子,算到了一畝二分地的帳上了。

派往臥龍湖拍電影

臥龍湖的「神話」還在繼續。

陳登科說,在那種大哄大嗡氣浪的推動下,像下山坡踩上西瓜皮一樣,只能是滑到哪裡算哪裡了。「監收監打」結束後一個月,也即1958年的7月,陳登科又被省委派到臥龍湖拍電影,任務是宣傳「河網化」。河網化是當年缺水的淮北地區,為了要推廣稻改,實行的聞名全國的水利建設創舉。說白了就是挖溝,不管有沒有水源,整個淮北鄉村,挖過東西溝再挖南北溝,所謂縱橫交錯,星羅棋布。陳登科帶領上海電影製片廠奉命派來的一個20多人的攝製組,跑了淮北6個縣,實地選擇適合電影的景點,最後,落腳於臥龍湖。

在這裡電影的現代化技術手段,諸如蒙太奇、移花接木、以假亂真、誇張特寫等得到充分的發揮。像我們在那個年代看到的所有的電影一樣,都是一派人山人海、鑼鼓喧天、紅旗遍地、口號聲聲、歌聲陣陣……

當年秋末,陳登科同魯彥周合寫了電影劇本《柳湖新頌》。冬季,陳登科又寫出了另一個電影文學劇本《臥龍湖》可以說這兩部電影是寫與拍同步進行的,當兩部電影文學劇本在1958年年底由中國電影出版社發表的時候,1959年的2月,由北京電影製片廠攝製的《柳湖新頌》和由上海電影製片廠攝製的《臥龍湖》,便分別在全國上映了。

此前,陳登科自1958年2月至4月,還走訪淮北12個縣的30多個公社,上百個生產隊,先後寫出數十篇特寫(報導文學)和9個短篇小說。8月出版散文集《春水集》。另外還在《人民日報》、《安徽日報》、《江淮文學》上發表了一些趨時文章。他說:為了歌頌「大躍進」,我是從新聞到散文、小說、電影劇本樣樣來,十八般兵刃齊上,可以說是竭盡所能地炮製了一系列「瞞和騙」的所謂文藝作品。

違心之作與「反右」挨打

1984年6月,在同陳登科校對我所編寫的「陳登科生平與創作年譜」的一段時間裡,我曾經問過他:如果說寫放高產衛星的虛假新聞是中了圈套,受了欺騙的話,那麼為什麼後來又進一步寫那些虛假的文藝作品呢?這其中有沒有「個人」因素?難道僅僅因為年輕幼稚嗎?

這話說出口之後,自感到問得太尖銳,我提出了一個不容迴避的敏感的深層次的問題。沒想到他馬上回答道:就本人主觀方面來說,我為了保護自己,能夠求得混過關去。為著與上邊的口徑一致,合上領導的腳步。說了違心之言,寫了違心之作。這些話我在一篇文章里寫過。若就客觀形勢方面來說,其中原委你就要考察一下我在「反右」鬥爭中的遭遇了。

於是,我對「陳登科在1957」作了一番探究。

陳登科1940年(21歲)參加革命,才開始學文化,1944年才學著寫點報紙小通訊,1945年加入共產黨,1948年開始文學創作,到1956年底,先後寫出並出版中篇小說《杜大嫂》、《黑姑娘》,長篇小說《活人塘》、《淮河邊上的兒女》,報導文學集《鐵骨頭》,短篇小說集《虹光》,散文集《治淮的人們》、《治淮通訊集》,共8本書100多萬字。受到趙樹理、周揚、丁玲等人的一致好評。

用他自己的話說這些都是歌共產黨之德,歌人民之德,歌民族之德的「歌德」作品。

建國以後,他的筆從單一描繪戰爭,逐漸伸向社會各階層。特別是1956年毛澤東提出的「雙百」方針,鼓勵並推動著他在擴展題材範圍方面進行嘗試。於是,就有了發表在1957年第1期《江淮文學》和《雨花》上的兩個短篇小說《愛》和《第一次戀愛》。這兩篇描寫愛情的小說,目的在揭露和鞭撻在婚姻家庭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道德敗壞的腐朽思想和行為,直面現實愛憎分明,且筆鋒犀利。

小說發表之初,《光明日報》、《文匯報》、《中國青年報》、《解放軍文藝》、《文藝學習》等十餘家報刊發表評論,有的說:「相當成功」,有的說:「很有教育意義」,還有的說是「文藝的新花朵。」

然而到了3月,情況發生了變化。3月5日《安徽日報》發表了由省委宣傳部組織的大批判文章:《什麼思想在領導〈江淮文學〉編輯部》。文章指名道姓地批判陳登科的「愛情小說」。這是一個嚴重的信號。但並沒有引起時任《江淮文學》主編陳登科的「警覺」。他不單在各種會議上繼續大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還在5月6日的《安徽日報》上發表了《有保留地接受批評》一文,進行針鋒相對的反駁。接著又有一批反駁和爭鳴的文章發表出來,甚至有人向中央告狀。弄得省委「反右領導小組」非常被動。不得不再發表「一點說明」作以解釋。出現如此「反覆」局面,在全國「反右」運動中相當罕見。這筆帳自然要記在陳登科頭上。

轉眼到了「6月8日」,這一天,中共中央內部下達了《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外部以《人民日報》社論形式發表《這是為什麼?》。「指示」與「社論」猶如「反右」鬥爭開始的發令槍。槍聲一響,首當其衝又做過「充分表演」的陳登科成為眾矢之的,大會小會,大報小報,批判之聲此起彼伏。是此時也,他只有「在自己家裡規規矩矩地呆著,閉門思過」。這時,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在北京召開,陳登科的文學老師丁玲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這對被稱為丁玲「愛徒」的陳登科實在是驚心的事件。9月,張春橋在上海《文藝月報》上發表的《靈魂工程師的靈魂》一文中,指陳登科「走上反動道路」;周揚在著名的《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報告中,指陳登科為丁玲、陳企霞們「驅使的工具」。這兩位重量級人物的「敲打」,給陳登科頭上增加的壓力,若用「雷霆萬鈞」來形容,絕不為過。

此時的安徽省文藝界已經打出了一個以省委文教部部長魏心一和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兼文聯主席戴岳為首的「反黨集團」,文聯42人,打出17個右派分子。《江淮文學》編輯部14人,打了12個。這麼一來從部長、主席,到刊物主任、編輯,基本上一網打盡,可是,由安徽反右領導小組報出、又經《人民日報》公開發表的17個「右派名單」上,居然沒有陳登科的名字!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炎黃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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