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陳登科未被錄進「右派分子」名單一事，筆者訪查有三種版本，此處只記述其中一個「可靠」的版本：周揚對在中央黨校學習的安徽省委文教書記陸學斌說：陳登科我了解，是個老實人，工農幹部出身，黨培養出來不容易，有點錯誤幫他改正就是了。讓陸學斌轉告當時的省委書記曾希聖。陸學斌回合肥後，向曾書記委婉地轉告了周揚的話，曾書記在同陳登科下棋連贏三局後，當他的面宣布：你那個右派不劃了！
接著中央一聲令下，陳登科同早已分散到全國各地不同工作崗位上的「文研所」同學們，都來到北京鼓樓東大街103號原中央文研所舊地，參加了關於丁玲問題的檢查、交代、認罪。陳登科又在第9期《文藝報》上發表了檢討：《回到黨的懷抱》。至此，他的右派危機得以解脫。
俗話說：死罪已免，活罪難逃。陳登科被下放到皖南太平湖農場進行勞動改造。改造到次年稻穀初熟季節，便被派到上文所說的那個臥龍湖「監收監打」。不用說，驚弓之鳥，漏網之魚的陳登科，此時真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只能老老實實，不能亂說亂動了。他又主動在1958年6月1日的《安徽日報》上發表表態文章：《聽黨的話，在勞動中鍛鍊》。從此，陳登科就像方徨信中說的那樣，「領袖一號召，就追逐那個烏托邦去了」。於是，陳登科就從「描寫勞動人民強烈真情實感和力量」（周揚語），開始了向炮製假新聞假文藝的「轉變」。
他看到的底層真相
雖然放高產衛星的「新聞」「合了領導的口味」，電影《臥龍湖》、《柳湖新頌》等作品「合上了領導的腳步」，但陳登科的「下放」生涯還在繼續。1959年隆冬季節，陳登科又被派往安徽「西伯利亞」的阜陽地區古城亳縣農村工作隊。以他當時11級幹部身份，擔任張集區委，公社、食堂主任？怎麼讀這個官銜？次年又調往蒙城工作隊，一下子沉入到社會底層的陳登科在那裡看到了什麼？又想到了什麼呢？他作過如下記述：
「當時的口號確實響亮：『實現河網化，淮北變江南！』農民一聽號召，男女老少，人人拿起鍬鋤，上了挖河戰場，不分日夜，苦幹了二年。結果是，河網挖成了，卻不管用，既不能排，也不能灌，反而挖亂了水系，釀成水災，最終是1960年為農民帶來一場空前的災難。」
「1960年春，我二次走訪羊小寨。一進村頭，五八年修建的大門樓，已經倒塌了。村裡的人，不僅臉上無半絲笑容，手腳都腫得透明發光。至於村子裡的房屋幸而未倒，可是房頂上的木料和柴草早已拆下當柴燒了。」
「有一次，一個工作隊隊員向我匯報說：他們生產隊有這麼一個女社員，下地幹活時見了生黃豆就吃，見了生綠豆也吃，吃了還往家裡偷，偷不到莊稼，草也要帶一把回家……沒過三天，那個女社員突然得了急病，性命危險，我向縣裡打電話，請他們趕快派醫生來搶救。經檢查斷定是腸梗阻。開了刀，打開肚子一看，腸子裡全是生綠豆粒子。事後我知道：她早上從食堂打回半盆稀糊湯，自己沒捨得喝一口，全給她的丈夫喝了，自己沒東西吃，才趕在別人前下地吃了生綠豆粒子。」
「小妞是我在亳縣張集工作隊『收養』的一個13歲的女孩。一個老奶奶偷偷地把小妞的身世告訴我：小妞的父母全在六〇年春天死了，只剩下她和一個妹妹，家裡原有三間草房，也在六〇年倒塌了，從此她成了孤兒。在敬老院食堂干雜活時，竟被一個壞幹部姦污……」。
「這個孫馬莊，原有四十戶人家，1959年冬去掉十分之三，六〇年春又去掉十分之六。只一冬一春把好好一個村莊破壞光，院牆倒了，院子裡長起蒿子，房子垮下，屋裡也長起蒿子，整個村莊全長起這種驢尾蒿。我們好像在蒿子棵里鑽來繞去，其實是走家串戶。今天的蒿子地，也就是社員昨天的房屋場院……這莊有一個男青年24歲，猛一看有五十歲，長得像個『木乃伊』，據醫生檢查和群眾反映，心肝肺無病只是消瘦，可能是吃過××肉造成。那時我們工作隊下來之前，省委就訂過好幾條紀律，其中一條是：不准講農村形勢不好，至於病、餓、死、外流等等，在寫匯報時，這些詞句都不宜用。」
對「瞞和騙」的反思
看到的是「慘狀」卻要寫成「美景」。對如此形勢，陳登科落到「兩難」境地。
當他面對滿目荒涼，被「五風」掃蕩一空的農村，面對「男人餓得打晃，孩子餓得透亮，女人餓的絕經、掉蛋（子宮下垂）」的時候，當他看到人民在挨餓，在死亡，並親自處理一件一件「特殊案件」的時候，這個為了人民的解放，曾經浴血奮戰的剛強戰士，一個富有良知的黨員作家，他的心在滴血，他的頭腦在思考。所以，他憤怒地說：五七年整掉了一大批敢想敢講的、有才華的作家、藝術家，整掉了一批剛剛破土而出的文藝生力軍，整得大家逢人只說三分話。五九年又整掉了一批敢講真話的好幹部，整掉了黨內民主，整來一個用謊話編織的假「共產主義」給人民帶來空前的災難。所以，當「浮誇風」、「共產風」和顛倒黑白的運動蔓延的時候，人民在受難的時候，我的筆，不是在捍衛人民的利益，不是為人民鼓與呼，而是跟著去歪曲生活、假造生活，去欺騙人民，做了「幫凶」。我心中痛苦，我心中有愧，我的靈魂在被拷問，我感到這是違背自己的良心，是對人民的背叛和犯罪。有罪就要贖罪。《風雷》就是我的「贖罪之作」。
《風雷》是一部50多萬字的長篇小說。寫的就是一場維護人民利益與損害人民利益的鬥爭。作者以熱情的筆觸，著力塑造了一個在淮海戰場上被人民救過命，轉業後懷著感恩的情結到淮北來「尋父」，因而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並向一切損害人民利益的行為作頑強鬥爭的區委第二書記祝永康的正面形象；同時，亦以犀利的筆鋒，揭露了一個為了個人權力而不惜傷害人民、傷害同志的腐敗分子區委第一書記熊彬。作者真實地描寫了農民生活的貧困、艱辛，以及為了生存所進行的艱苦卓絕的拼搏。毫不含糊地提出了黨員領導幹部進入到社會主義建設新階段，應該如何保持與發揚聯繫群眾，依靠群眾的問題。極具針砭現實，啟人警醒的意義。「雖然這部作品也留有某些思潮的局限性，但形象大於思想，我們今天讀著它，還是被那濃郁的生活氣息、鮮活的人物形象所感染和震撼」。
值得研討的是：被批為「反叛」之作《風雷》的構思、孕育、動筆以至完成初稿一百章的寫作，恰恰是反右派之後的1958年到1960年5月的三年之間。那幾年，正是「假大空、瞞和騙文藝」大行其道的時期。就是說，陳登科一邊為了「時局」，為了「應景」去「批量生產」一些「歌頌」之作，而另一面卻在默默地觀察、思考、結構、書寫、刻畫「歷史的真面貌」，「傳達出時代的內在信息」，並以赤誠的心，把一部現實主義力作，被視為當代長篇小說精品《風雷》獻給人民，捧上文壇。
陳登科的這段「真—假—真」的經歷，可以說是一個作家不幸中的幸事。可相對於歷次政治運動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來說：「種瓜得豆」，播下「龍種」卻收穫「跳蚤」，恐怕是始料不及的。
方徨先生建議「再找一些這樣的典型剖析一下，看看這些所謂『奇蹟』都是怎麼製造出來的。系統、認真地剖析那個荒唐年代的荒唐問題，將為人們留下深刻的教益。才是正確的、真實的對待歷史的態度。」筆者正是基於此，寫出了這篇文字的。
《炎黃春秋》2011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