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奉孝，1936年生人。1954年考入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1957年因組織"百花學社"被打成右派，後被判刑十五年。1980年平反，1984年右派問題改正。平反後在內蒙古和山東濰坊教中學、大學，被評為高級教師和副教授。1988年應邀去中科院成都分院從事教育軟體開發。2002年正式退休。2025年1月22日逝世，享年90歲。
長篇回憶錄選登
寫在前面：驚聞北京大學知名右派、數力系54級陳奉孝先生，於2025年1月22日逝世，享年90歲。本號轉載作者長篇回憶文章《夢斷未名湖》部分章節，以志追思。
第一章
被捕前後
01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我斷定號召人們"幫助共產黨整風"的運動恐怕要轉向了。後來各大報紙連篇累牘地發表批判右派的文章，特別是到了7月份，對右派的批判變成了圍攻，實際上已剝奪了右派的發言權。右派陣營迅速土崩瓦解，絕大多數"右派分子"紛紛舉起了白旗，表示"向人民低頭認罪"，大會小會作檢查，違心地承認了自己的"罪行"，給自己扣上了各種各樣的大帽子，而且互相搞起了檢舉揭發，為了自己能過關，不惜出賣朋友。看到這種情況，我感到非常心灰意冷。
作為一個青年學生，我實在不理解這是為什麼。我想到外部世界去看看。那時候要想通過合法手續出國，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在國外又沒有任何親友，要想出國只能採取非法的辦法。我首先想到的是爭取外國駐華使館的幫助，於是我先去了印度大使館。大使館門口有中國警察把門並設有崗樓，任何一個普通的中國老百姓想進外國使館，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僅人進不去，就是向大使館打電話也不可能，因為電話必須通過門口的崗樓往裡轉，一個中國的普通老百姓給大使館打電話，他根本不會給你往裡轉。
幸虧我的行動是在8月份，當時還沒有下令抓人，後來就不行了。如果你往外國使館打電話，不等你放下電話，警察就來了，我想可能是因為已有不少人想像我一樣，企圖尋求外國使館的幫助，被當局發覺了。我被捕後遇到了兩個人，一個是人民大學的何鐵生，另一個是北師大的陸正，他們兩個都是因為往外國大使館打電話而被捕的。何鐵生被判15年，陸正被判12年。後來陸正在興凱湖勞改農場四分場一中隊還跟我在一起勞改過，1960年他瘋了。
我又去了英國代辦處，情況跟印度駐華使館一樣，同樣進不去。我把這一情況告訴了賀永增，他說，你不妨到南斯拉夫大使館試試，並告訴我，南斯拉夫大使館在後圓恩寺，不在東郊民巷（那時候大部分外國駐華使館都在東郊民巷）。賀是老北京人，對北京的情況很熟悉，一般人根本不知道南斯拉夫大使館在哪裡，甚至連後圓恩寺這條胡同在哪裡也不知道。我按照他告訴我的路線去了後圓恩寺。這是一條小胡同，兩輛汽車如果相向而行，剛剛能錯開車。使館門前同樣有中國警察把門並設有崗樓。要想從大門進去看來是不可能了，但我發現離使館門口約三十米左右的拐彎處，有一棵大槐樹離使館外牆很近，於是我就爬樹翻牆進了大使館。
一位大使館的工作人員發現了我，他看到我戴著北京大學的校徽，用中國話問我："你要幹什麼？你為什麼不從大門進來，爬牆進來是犯法的！"我回答說："我是北京大學的學生，要請求大使館的幫助，我知道爬牆進來是錯誤的，但從大門是進不來的，中國警察不允許。"於是他把我領進了一間辦公室並叫來了一位官員（可能是大使館的秘書），我對他說："我是北京大學的右派，可能要被捕，我請求貴國大使館的幫助，把我送到貴國或英國去。"
他看了我的學生證後對我說："我從報紙上看到過你的名字，但是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將你送出去。"我說："能不能將我裝進一隻大木箱裡，作為外交人員的行李運出去？"他笑了，問我："你怎麼會想到這種辦法？"我說："最近看了一部電影叫《逃亡者》，二戰期間，北歐國家的一些反抗德國法西斯統治的民主人士，就是用這種辦法瞞過了希特勒黨衛隊的眼睛，上了輪船，最後到了盟國去的。"他笑了，說："你太天真了！"
的確，我當時是太天真了，對於國際關係中的複雜性一點也不懂，他們是不會因為幫助像我這樣一個沒有什麼政治影響力的青年學生去擔一定的外交風險的。不過他說："我可以用我們使館的車把你送出去，如果你自己從使館大門走出去，那太危險了！"最後他用使館的車把我和一個南斯拉夫的留學生一起送了出來，到北京動物園門口我就下了車。因為如果我同那位南斯拉夫留學生一起回北大的話，肯定會被人發現的。
我為什麼想到南斯拉夫或英國去呢？史達林把狄托開除出共產國際（第三國際）以後，一直罵狄托是共產黨的叛徒，中國共產黨當然也跟著蘇聯老大哥學，罵狄托是叛徒。可是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了反史達林的秘密報告以後，蘇聯和南斯拉夫的關係開始修好，中國自然也跟著蘇聯走，開始修好中南關係。報紙上介紹了不少當前南斯拉夫的政治經濟情況，說南斯拉夫也是社會主義國家，工礦企業都有"工人委員會"實行工人自治，工礦企業的領導人都由工人民主選舉產生。當時我想，這樣的社會主義可能比蘇聯式個人獨裁的社會主義要好，既實行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消滅了剝削，人民又享有真正的民主權利，這可能是一種理想的社會制度。
說實在話，我一點也不嚮往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對國民黨政權，我更沒有好感，因為我也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人，那時雖然年齡還小，但對國民黨統治時期的腐敗與黑暗也知道一些。我嚮往的是社會公正。新中國成立後，連續搞了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鎮反、三反五反、肅反等運動。這些運動雖然絲毫沒有牽連到我和我的家庭，但我中學時代的同學的家長和老師有不少都受到了迫害。還有，那時的黨員，總好像高人一等，老師都不敢批評黨員學生，黨群關係一點也不好，往往是大家在一起聊天，見到一個黨員來了，大家都不說話了。這種社會現象，在我一個青少年的心靈上一直蒙上了一層陰影。
我為什麼也想去英國呢？據說英國是一個學術、思想最自由的國家。當年馬克思不是在大英博物館裡學習研究，最後創立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學說嗎？英國當局並沒有禁止和迫害他。現在回想起來，這些想法實際上一方面反映了一個青年人對一個理想社會的追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自己的天真和知識的貧乏。
02
我從小就有點野性，這可能與我從10歲左右就開始獨立生活有關。看來要想通過合法的辦法出國是不可能了，我就開始籌劃逃跑。反右運動變得激烈以後，流傳著一種說法，國外有一個"大陸知識分子、知識青年援救會"，這一組織在東京、香港、倫敦等世界各大城市都有辦事處，它可以向從大陸逃出去的知識分子、知識青年提供援助。逃出去的右派學生如果想繼續讀書，它也可以提供幫助。這一消息是北京石油學院的周樂甫（現改名周振禮）先生告訴我的。後來被捕以後才知道，那不過是台灣國民黨搞的一個特務組織，企圖網羅從大陸逃出去的人，這與我想出國的目的完全不一樣。我也幸虧沒有逃出去投奔這個組織，不然的話，我就真成了叛國罪犯了。怎麼逃呢？一開始我想向香港方面逃，可是有兩個條件不允許：第一，我身上沒有多少錢了，現有的錢連買一張到廣州的火車票都不夠了，何況這兩天我還要吃飯；第二，我對南方的地理情況一點也不熟悉，也不懂廣東話，因此只好放棄。
正好那時塘沽新港開闢不久，每天有外國船進出港口，我想我可以採取兩個辦法上外國船。一個辦法是我可以找機會混進去，再一個辦法就是我可以下海游到外國船上去。那時我國規定的海岸線是十二海里，我會游泳，如果再買一個救生圈帶上，我想十二海里游過去不成問題。於是我就偷偷買了一個學游泳用的救生圈，並把一些油印的大字報和學生證用蠟紙包好帶在身上，準備到時候下海游泳。9月份北京的天氣已經涼了，我身上只有一套單衣，為了辦《廣場》我把自己的除書以外的全部東西都賣了。劉奇弟給了我一件線衣穿。
9月16日上午大約10點左右，我去了譚天榮的宿舍，那時宿舍只剩下他一個人了，他的床鋪周圍貼滿了批判他的小字報和紙條，有些是帶有侮辱性的。我把要逃跑的打算告訴了他，他還替我擔心說："這樣太危險了！"我說："沒有辦法，只有這一條路了，不然的話，我們早晚都要被捕！"他沒有再表示反對的意見。最後我把剩下的幾元錢菜票給了他，他那時的經濟情況比我還困難，每天吃的是米飯泡醬油，因為小飯廳的醬油是不要錢的。
我從譚天榮的宿舍出來往南校門走去，有一個細高挑戴眼鏡、大約三十歲左右的人總跟著我，離我二三十米遠。其實我早就知道我被盯上了，十多天前賀永增就告訴了我這一情況，我也早就發現學校里突然增加了一些新面孔，有的戴著教職工的紅牌校徽，有的戴著學生的白牌校徽。賀告訴我說，這是北京市警局派下來的人，專門盯右派中的活躍分子的。我也沒有細問他是怎麼知道的，反正我斷定我被捕是早晚的事。為了甩掉他，我先乘32路（即現在的332路）公共汽車到了北京動物園，可是他盯得很緊，我左轉右轉總甩不掉他。我從動物園出來就乘101無軌電車直奔前門車站，他也跟我上了同一輛車。我買了一張去天津的火車票上了火車，他也上了火車，而且跟我在同一個車廂里，相距三四排座位，我心裡有點緊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