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即開始長達兩個小時的盤問，外加一個小時電腦筆錄問答。期間，我發現他們並不掌握太多信息，僅得知我x月x日、x日去過XXX街，並與一位公司中層管理打過電話採訪。就是這位受訪者「分享了」我的姓名和電話，令人意外，他本與這篇稿子的關係微弱。
僅僅是幫朋友伸張正義，出於友情、同情之心，為朋友整理資料、尋找當地媒體曝光（事實確實如此），「當然最後當地媒體不回應，信息被四散傳播，我也不知道被誰拿去當作素材寫成稿子了……」
經歷第三次「喝茶」，對警察的套路了熟於心。雖然現場說話還是緊張到口乾，意識從未如此清醒。「我們只是要如實了解情況，你不要攬事上身」「如果你說的話有虛構、偽造，你要承擔法律責任」「我們了解到的事實與你說的有出入，你這樣的態度很不配合」「當時吃飯（指我在x街與朋友和他父親吃飯）有其他人在現場嗎？司機呢？」
（編者備註：此處刪去作者手記458字，主要是約談和筆錄細節，刪去是考慮作者安全，特此備註是不想作者遭受過的不公待遇被抹去。）
本來就是一個地方小企業的「執笠」報導，還能以此跨城追問，真是荒誕不經。放在任何一個言論自由國度，這種報導只能說是日常到不能再日常的常規內容。一個公司從上到下五六百人受害，幾億元債務漏洞不去追責，跑來查一篇寫滿事實的「網易號文章」，可笑至極。幾位「警察」卻解釋，那是「經濟糾紛」，「他們沒辦法」。
下午5點，簽字畫押後，一位年紀大的「警員」還假惺惺地說「謝謝」。我沒有任何回應地出門走了。一路到與晚上跟朋友吃飯，都是心如止水的感覺。但終究不是一件尋常事，半夜還是影響思慮，難以入眠，腦中閃過無數隻言片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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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樟子松
黑磚廠從未消失
編輯｜申林
我是一名新聞初學者，在水瓶紀元撰寫的稿子，讓我收穫了很多對於做新聞來說，或許很基礎的東西。一點點決心——在得知報銷標準後立刻規划行程，當晚就買好了周末的往返機票，完成了第一次出差、第一次坐飛機。一點點關於「現場的吸引力在哪裡」的感受——第一天去了磚廠所在地，各種新聞里為人深惡痛絕的「黑磚廠」，實則坐落在當地幾年前新建設的省級「綠色建築產業園」中，靜謐潔淨。第二天拜訪受訪者的家，患有精神障礙的當事人主動問我來自哪裡，吃不吃香蕉，我說我來自東北。他頓了一下，嘟囔著說自己還沒去過東北，「很冷的地方」。我問他，在磚廠的時候想家嗎？他說，「每天都想，可是沒辦法」。
我太緊張了，來不及消化任何情感，直到坐上返程的火車，靠在窗邊，吃著受訪者買給我的（特別美味的）鍋盔，才開始感到難過和失落，在手機備忘錄里一口氣寫了上千字的現場記錄。在這裡想要傳達的一個（或許很幼稚的）經驗是，不要相信自己的記憶力，但要相信自己對現場的感覺。在最初的備忘錄里，我並沒有按照時間順序來寫，而是用腦海中各種視聽片段剪輯後、讓情節走向更流暢的敘事，順其自然地寫下來。最終稿件中採用的素材，幾乎和原本的記錄一致，很大程度上減輕了寫稿時的壓力。
最後很想感謝我的編輯老師，最初接觸到磚廠強迫勞動的議題時，我沒有任何思路，只會悶頭寫「故事」，完全不知道從哪裡追因。稿子的歷史縱深與個案的深度之所以成立，都來自編輯的建議，我只是按圖索驥罷了（所以最後的感受是，好的編輯真的很重要，祝大家新的一年都能遇到特別棒的編輯老師！）
撰稿人｜劉壤歌
何以清白：歸國清華博士後之死
編輯｜滾木
在我的從業經驗里，有社會、法治、財經、突發報導，如今，「藍底白字「的」通報時代」的確是我們面臨的現實，但在其他領域，企業、社交媒體博主也會發聲明、通報和說明，大多數媒體只做一件事——複製、粘貼、轉發，所以我會稱這個時代是公關時代——藍底白字是官僚機器的公關。
新聞和公關是不一樣的，公關是將單信源信息植入輿論的行為，而新聞，按照康德的話來說，是「勇於運用自己理智」的結果，是在可能存在的海量事實面前謙卑的努力。在網際網路的信息洪流當中，信息污染藏身更深，觀點混雜甚至代替了事實成為觀念現實，繼而鞏固意識形態。我認為新聞從未如此重要，它不是一個內容容器，拒絕先入為主、被植入的事實和觀念，每一次報導都是從零開始，從有出處的事實開始，所以提供獨立可靠的觀察；不容納任何人的自戀，不許諾誰的被看到，所以才能看到所有人。無論是第三人稱還是第一人稱的新聞寫作都是複數。複數的事實從未如此重要，它讓人看到參差多態的生活邏輯，讓人心懷「鄰人之愛」。
過去的一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寫新聞爆料人吳強、清華博士後跳樓事件和旁聽士吳雲鵬。吳強和吳雲鵬都是最脆弱的普通人，但他們卻「僭越」了一個普通人的犬儒，為當地發聲，為法庭上的冤屈發聲。他們的故事並不精彩，有堅決，也有退讓。儘管我非常樂意寫這些珍貴的普通人，但總是苦於白開水一樣的講述，發出來後報導才有了意義——總還是有人為他們受到的不公留檔，讓他們做的事情受到公正的評價。清華博士後跳樓事件則讓我觸碰到一個體制內家庭在壓力下的無奈，他們夾在自己所在的體制系統、清華大學和不同的警察中間，不能為兒子的離世尋求真正的原因。這是一個真正的悲劇。而我似乎也成了這個體制內家庭的壓力，我寫的第一版稿件對他們並不友好，編輯和我在新聞倫理、客觀和專業之間反覆騰挪，最終讀者認為發布稿件可與「契科夫的《小公務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