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趙玲玲
2025年在水瓶紀元寫作的稿件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失去」。
創作者失去創作的自由，在審查紅線下被閹割、噤聲；居民失去了不被打擾的權利，與蚊子纏鬥，運動式治理讓防疫又一次淪為「政績表演」；有人失去了旅行、看演唱會的權利，被迫取消航班、門票，為國家姿態買單；普通人失去了知道真相的權利，街頭的聲音被更宏大的口號替代。
作為新聞從業者，我也在不斷「失去」：報導口徑收縮，新黃色新聞（編輯備註：新黃色新聞，也有學者稱為「消遣型新聞」，指網絡短視頻平台上的一類短視頻。這些視頻的形式基本固定，主要記錄瑣碎新聞或生活趣事，缺失新聞基本要素。）泛濫，「爛尾新聞」不斷，有時連我自己都忘了，上一次關注的社會事件後續如何？
藍底白字通報時代，如果無法改變什麼，新聞還有什麼意義？我相信每一個新聞工作者都處於這樣周而復始的天問中，我也帶著這樣的自我質疑度過了又一年。
在今年12月，最後一篇稿件中，我寫了因外交風波被迫取消的日音演出。一位樂迷在採訪時對我說，日音市場太過小眾，連「失去」也顯得人微言輕，他知道報導無法改變什麼，但還是謝謝我「願意記錄下來」。
採訪結束的當晚，我聽著濱崎步的《love song》，在手機備忘錄中寫下「捍衛我們的個體生活，如果無法捍衛，那就記住它是怎樣消逝的。」
我想這是新聞對我的意義：去看見、記住並珍惜已經失去的，即使無法改變，但我還在場———我看見了，我看著呢。
感謝在水瓶紀元寫作的這一年，我把我認為重要的東西「自由」地記錄下來，我想記住這種自由，它生而應得，但來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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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胡安
失聯藝術家下落：陝西榆林警方行拘20日
編輯｜路那
離開機構媒體幾年了，仍然自詡為媒體人。有時朋友介紹我，還會刻意加上「獨立」二字作為前綴，仿佛自帶荊棘與榮光。我也曾把自己發起的行動主義內容平台稱作「獨立媒體」。但「獨立」究竟是何意味，我此前其實並未深究。
民國《大公報》的「四不」辦報方針，如雷貫耳：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然而，「客觀中立」從來都是新聞業的「神話」，在今日的政治環境和輿情生態下，面對大量信息審查和污染、意識形態對立和偏見，「意見的自由市場」即使存在也幾近失效。我們不能不正視自身的信念，思考如何將想要倡導的進步價值，融匯在以事實為基礎的報導中，其核心使命仍是公共監督和問責。
今年帶給我最大身心挑戰的報導經歷，無疑是小壕兔「污染」事件，以及次生的藝術家堅果兄弟、策展人鄭宏彬「被尋釁滋事」行政拘留一案。關於早年氣田鑽井泥漿填埋的「污染疑雲」，早在2019年堅果兄弟「農夫山泉」展覽引發大量媒體介入時已有詳細報導，但當年的官方調查僅處理了違法排放廢水的煤礦企業，小壕兔鄉政府層面則指「不能判定死亡人員死因是由環境問題導致」。中石化華北分公司一度被責令停止鑽井、全面自查氣田開採中的泥漿和壓裂返排液處置情況，後續卻並未對外公布詳情。在此三年前，陝西省環境督查巡查工作領導小組在查辦相關舉報後，亦曾通報否定小壕兔鄉水污染與天然氣開採的關係。媒體熱潮過去後，十年間就地掩埋的泥漿池仍是原封不動。
這次回訪緣起於小壕兔村6組村民反映本村近年已成「癌症村」的「求助信」。在走訪多位重症村民、訪問了解氣田開採和排放近況、實地繪製氣井與村戶距離地圖後，堅果兄弟和鄭宏彬策劃執行了「舉白旗投降的羊」藝術行動，而我也全程同行參與其中。事後得知，兩人行政拘留被釋放前兩日，還曾被榆林公安密集提審、追問我的情況。
在他們被拘留的10天內，我連日寢食難安，一邊擔心他們有被轉刑事的風險，一邊又深深焦慮和自責於自己無法拿出稱職的長報導——我掌握的材料，並未超越以往報導；污染與疾病關係的不確定性，也是此類事件的通病，很容易被政府搪塞過去。我甚至不確定，這樣一篇稿件是會為他們正名，還是被當地曲解為「不實信息」「造成負面影響」的「同謀」。我第一次直面行動者和報導者身份邊界的張力。
那時為我帶來慰藉的是哲學家朱迪斯·施克萊的書《不正義的多重面孔》。她認為，在「不幸」和「不正義」之間難以劃出一條穩定、嚴格的邊界，它往往和我們的意願和能力有關，是否站在受害者的立場採取行動。「我們之所以需要這一區分，不只是為了理解自己的經驗，也是為了控制、約束會使我們的安全與保障陷入險境的公共層面的危險根源。」
對「藝術即媒體」的方法深信不疑的藝術家，比我們更好地履行了「傾聽受害者主觀的不正義感」的公民責任，而沒有輕易地掉轉過頭去。與他們站在一起是水瓶紀元堅定不移的選擇。雖然長報導未能問世，但「藝術家被行拘」的消息稿得到大量轉發，更是短暫地被騰訊新聞加入精選推薦至首頁，湧現了大量支持藝術家、質疑地方政府「打擊報復」的「活人評論」。每憶及此，我便對身處如此逼仄的媒體環境仍心懷希望。
